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50年代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被废除，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建国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他们又是一个更新式的教育，也是新的挑战。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三点建议》就这样说：“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这倒不是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郭老的这番言说，无疑反映了两点真实情况：第一点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思想障碍，“总是学不到家”！但是，他们都愿意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脑皮质有旧东西霸占着，就要清洗各种旅馆商标，就要洗脑。这种认识不能说不是后来许多老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面前甘心接受批判、真诚地自惭形秽的一个原因。
    郭老的意见在其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视的。1955年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跋语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并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到惭愧，从解放到现在经过了五年的学习，然而一接触到问题的本质，面对着一大堆资料就常常会束手无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寻。”他又说：“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人，还够不上称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然而由于过去受到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毒害并不轻，因而‘学不到家’是一样的。”[1]我相信唐先生在这里的表白完全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例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的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前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自不得不采用文言。”[2]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中，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字风格来说，也是“古文”味道很浓的那种。
    相反，在唐子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的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上这一段话在整个文章格局里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杨志玖先生（1915-2002）与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
    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也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语录，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历史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第一处，即第50页在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页谈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时说，阿保机的家庭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这三处对于经典作家的引用，有些是涉及到重大理论问题，必须用唯物史观才能予以解释的。比如，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非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不足以说明白的。而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就显得不是很有必要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也许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身体力行开辟“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注：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达、姚崇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北大。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四书五经”的基础教育和“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就从来不引用马克思），更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但是，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时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但是，他们在民间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更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他们的过去的治学风格可以作为对抗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的一种力量。在所谓新时期，这些真正已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负起了为复兴中国学术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文革前50-60年代的旧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等。可是这样说，深入考察这一代人学术路径的变奏，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参考文献】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A].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2]岑仲勉。隋唐史[M].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