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互动和社会变迁中，难免出现一些危害社会稳定与进步的社会问题，学者注意了这些问题。刘长林等（上海大学）的《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认为，五四时期的自杀现象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从中暴露出种种社会弊端。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邵雍（上海师范大学）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毒与贩毒》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贩毒和禁毒始终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与形形色色毒贩的较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政府的治国能力。此外还有徐有威（东华大学）的《民国时期的土匪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等文。
    军妓与慰安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女性群体，近几年研究有了深入。华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民国时期的“军妓”》认为民国娼业的兴盛与军队有直接关系。陈丽菲（华东师范大学）的《二战时期中国女性受害类型分析》将中国“慰安妇”分为妓女、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学生、被俘抗日女性五种类型，经济待遇主要是有经济补偿型、无经济补偿型、负经济补偿型三种类型。在战后社会环境中，中国女性受害者的生理和心理创伤造成了婚姻歧视、劳动权利歧视、政治权利歧视、子女歧视、连带性的家属歧视等多层次的伤害，从而触及战争与妇女，妇女的自我认识、现代人性的观念和对生存环境的建设意识等重要问题。
    叶汉明（香港中文大学）在《华人社会、殖民地国家与妇女：香港一例》一文中，指出香港殖民地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安定，需要争取本地华人领袖的支持，采用“不干预”政策和“分而治之”的治术，容许蓄婢制继续保留，同时将从拐匪救出的妇孺交由华人领袖设立的保良机构安置。这种殖民地统治方术的背后，是一套强调中西文化截然不同，东西各处于两个迥异世界，中国人的“不文明”特性不宜触动、也难以改变的“东方主义”。这种变化涉及殖民地政府与本地华人社会的互动。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的《近代女性陋俗文化的演变与“人的解放”价值》总结中国近代女性陋俗文化演变的特征，指出其演变的内容蕴藏着“人的解放”的深刻主题。当我们理解近代新式女性文化观是拯救中国女子的理论的同时，还要深刻地认识到，它也是拯救中国男子的观念形态。
    人口问题综合了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引起学者注意。人口研究的突破固然与资料的开掘大有关联，但是它也有赖于研究视野与方法的突破。高凯（郑州大学）的《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陈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户籍及相关问题》、侯杨方（复旦大学）等的《中国明代黄册底籍中的人口与家庭--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陈昌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上海近代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的吸纳与整合》等文，均对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四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是由社会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因此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比较能体现综合因素的视野。
    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题之一。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生活方式与近代伦理变迁》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与近代社会伦理形成关系密切的角度出发，认为生活方式变迁是社会伦理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启动力量，是近代社会伦理萌生的土壤，是社会结构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中介。
    社会信仰居于社会文化的深层，它随社会变迁发生变化。当然，社会信仰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变迁。这就涉及国家政策、社会风尚、民众心态等诸多方面的互动。传统中国以世俗文化为重，但宗教与信仰依然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内容。葛承雍（文物出版社）的《唐代“三夷教”的互动传播与社会变迁》、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的《论“三教”到“三教合一”》、申浩（上海师范大学）的《明清江南城乡的民间信仰活动与社会变迁》、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祀典、私祀与淫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之一》、井上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魏校的捣毁淫祠令--民间信仰与儒教》等文，都探讨了社会信仰问题。
    葛承雍通过考察唐代广为传播的“三夷教”即袄教、景教、摩尼教的兴衰，得出盛唐以前容纳百川的社会心态和兼收并蓄的社会环境使得“三夷教”能够生存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对“三夷教”的禁止和打击，反映了官方的排外政策和民众对外民族的恐惧心理，标志着唐代社会由开放转向封闭，放眼世界转为内向保守。这种社会变迁无疑是历史的不幸。严耀中认为，三教概念的发展可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只有最后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性质的“三一教”之类和“三教合一”的概念。而将儒家视为儒教的说法也大多源于此时。这种转变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申浩揭示民间信仰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及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不断互动，共同构成了明清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画卷。王健探讨国家祀典和淫祀、民间私祀神，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井上彻考察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在明嘉靖元年摧毁广东地区的淫祠，以及他离任后广东乡绅继续采取举行祭祀祖先以及活用里社、社学、乡约的方法，证明以魏校的政策为开端，广东知识阶层已经开始了旨在实现当地社会儒教化的活动。
    社会风俗改良与民众的互动制约着社会的变迁。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的《1930年代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从一个侧面探讨国家、地方、民众三者在社会风俗改良中的互动关系，认为这次活动因国家只好顺应民情决定暂缓禁止，致使风俗改良活动收效甚微。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府专横，还是民众顽固--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运动评析》系统考察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种非常激进的手段，依靠政治力量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推行阳历、废除阴历运动，探究国民政府废历运动中的政府与民众的冲突及互相调适的深层原因，力图揭示这种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黄金麟（东海大学）《武化的身体系谱学》一文，从系谱学的角度，观察从晚清以来中国的身体经历的一系列军事教化的过程，认为这一场持续长久、规模宏大的武化身体运动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努力的结果。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事例，揭示社会互动，同时深挖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结构。严翅君（江苏省行政学院）的《试论早期现代化推进力量配置中的矛盾性--以张謇为个案的分析》用具体事实进行阐释：圣贤式的精英 + 无法避开的官僚国家 + 徒有自治之名的乡绅，这种力量配置使张謇的现代化实践失败，揭示出现代化早期阶段处于传统文化力量支配下的社会精英的进退两难困境。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的《星星之火、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心》，从文化与社会衔接的全新角度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他以1932年井冈山地区的袁文才和王佐被杀事件为切入口，认为在此背后还存在着井冈山地域社会固有的对立--土著民势力和移住民势力对立的影子。意识形态斗争和族群对立不是平行的两组矛盾。在井冈山地区革命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族群对立内化到地方党组织之中，以党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金秀英（韩国国民大学）在《社会革命与语言革命--以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心》一文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积极使用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心言辞是“革命”和“阶级”，但他使用这两个言辞对国民革命性质的判断表现出语言的混乱，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以及他自己思想的发展。张琢（日本爱知大学）的《两岸观民粹》对比了两岸民主历程，指出民主政治的建立，没有相应的现代经济和教育基础固然不行，即便有了相当现代的经济和教育水准，民众的民主理性建设仍然是一个艰巨过程。克服和超越民粹，是现代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