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的这一思想渊源先后被数位历史学家发现并将之阐述，女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她指出激进辉格党人的活动不仅使革命的传统得以保存，而且成为十七世纪英国反对君主暴政和十八世纪北美争取独立斗争之间的契合点，罗宾斯认为美国的国父们深深地被这种思想传统所影响，并从中找到了“丰富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表达”。 （注：CarolineRobbins, The Eighteenth- CenturyCommonwealthman:Studies in theTransmission, DevelopmentandCircumstance of England Liberal.Thought fromtheRestorationof Charles ⅡuntiltheWarwiththe thirteenColon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59,p. 384,p.386.）伍德与贝林深受启发， 也将探索的笔触投向英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中，这与昔日的帝国史学流派相似。但伍德比贝林更加肯定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对北美社会正面的塑造力。比如那时的人们竭力追求道德高尚的政治领袖人物，高度赞颂公德和自我牺牲精神，自觉抵制物欲横流的商品化趋势……这种意识形态对北美殖民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造就了一个“截头去尾”的平等社会，即缺乏真正的具有绅士气质的贵族阶层与处于等级制最下层的广大贫民，还导致了社会其他关系的松动，如家长制日趋开明和自由，专制的权威与效忠越来越令人反感和厌恶，下层人可以轻易地进入贵族阶层……
    总之，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共和化程度是如此之高，远远超过了其母国，以至于伍德认为这种特性极其适合共和主义体制，而美国革命只是将这种潜在的共和倾向正式表面化了。因此那些潜在的革命形势既不表现为普遍的贫困与民怨沸腾，也不是残酷的压迫，相反，是共和主义与日益增长的商业繁荣携手清除君主制的封建残余，并且创造出一种新型人类关系。而美国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是共和主义在北美顺理成章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和激进的”社会变化及政体变化。在“摧毁把旧的君主制连续在一起的庇护制和裙带关系的同时”，共和制还面临着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来凝聚社会力量、维护公共道德、保障社会的安定统一的任务，这就区别于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学者们一致认为伍德的研究“很有力地说明了美国革命为什么能在同一个思想体系指导下接连完成独立（破旧）和制宪（立新）两项使命”。（注：满运龙：《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共和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第34页。）
    在美国建国这一时期，美德、仁慈、世界主义等等乌托邦式的理想成为美国人狂热追逐的对象，就连华盛顿也正努力遵循这些古典的共和价值观念，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古罗马解甲归田的英雄辛辛纳图斯式的人物：辞去大陆军总司令的职务，隐居芒特弗农（Mount Vernon）以赢得古典式英雄的美名；辞去“辛辛纳提兄弟会”第一任会长之职，因为杰斐逊建议这将有损于其古典美德的声望； 拒绝弗吉尼亚州议会赠的150股股份，尽管“他长久以来梦想着靠这些运河来发财，而且他需要钱”……总之，大公无私、举止得体、品格高尚是那个共和时代社会精英们力图将社会凝聚起来的工具。但这些共和主义精英并不是全身心地拥抱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因为共和主义仍试图对等级制做某种妥协，革命领袖们也深深怀疑雅典城邦的那种小国寡民的民主制是否真正适用于并推广到由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新生共和国的广大区域。虽然马萨诸塞的詹姆斯·温斯罗普就曾批驳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那种将共和国的大小僵死地定义为“长约一千里，宽约八百里，能容纳六百万持相同道德观、习俗、法律白人居民”的想法是荒谬不经的，（注：Cecelia M. Kenyon, “ MenofLittleFaith: TheAnti -Federalistson the Nature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In Search of Early America, p. 15.）但总体上，精英们的确害怕出现那种“群氓”式的政治秩序。于是，革命领袖们止步不前了。然而，美国革命在清除君主制残余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新的更激进的能量，它不以国父们的喜好为转移，并使得美国共和主义理想岌岌可危，很快就“在挣扎着求生存了”。
    在对美国共和主义的分析中，贝林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的“心理紧张”说，强调“阴谋”、“腐化”、“奴役”等字眼的内涵，认为这些词语是殖民地居民真实思想的反映，尽管这种“阴谋”事实上并不存在。这被后来的学者概括为解释美国革命起源的“阴谋假说”。伍德对这一观点是有一个扬弃的过程的。伍德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阴谋假说”的框架，而是将它演化为本书第三部分“民主制”中的“怀疑论”，尽管鲜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伍德认为，美国人民大众对这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理想的质疑部分地导致了美国共和主义理想的流产，并促使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兴起。
    在“民主制”这一部分里，伍德的研究表明，革命者在共和主义阶段中所持有的那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大大超过了美国人民所能达到的程度，只不过是国父们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思想而已。共和主义是那么的“大稳定，泛滥成灾的危机论，缺少灵活性，……几乎没有成功的经验”。（注：John R.Howe, Jr., “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Political Violence ofthe 1790s”， American Quarterly, vol.XIX, Summer1967,no.2,p.165.）早在1776年秋季亚当斯已经觉察到“有如此之多的腐败，即使我们的共和国仍处在襁褓时期。”有人如此评论：“美德，正如人所知道的那样， 是一种脆弱并稍纵即逝的财产”。 （注：EdmundS. Morgan, “ThePuritanEthicand the AmericanRevolution”，InSearch of Early America,p.90.）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美德”的真实性又被打了多少折扣呢？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阿兰·泰勒（Alan Taylor）对18 世纪九十年代的纽约选举情况作了个案研究，结果发现共和主义的口号只是表面上的，并没有真正渗透到人们头脑里去，而个人的庇护、私人的利益等仍然是实际上左右人们行为方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