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3年，卜尼法斯八世去世。自此以后，在长时期内，教皇都不得不听命于法国国王。1305年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当选为教皇的克雷门五世使教会法国化的努力，以及法国国王使基督教会服务于法国王权的企图引起了西欧基督世界的反感，加速了其他政治体民族国家意识的发育。从1318年到1417年，由法国和意大利争夺对罗马教廷的控制， 从1378年到1409年，在罗马和阿维农同时存在两个教皇；到1409年， 在意大利比萨举行的基督教大会上，又选出一个教皇，于是形成了1409 -1417年间，三个教皇同时并存的局面。1414年， 德意志皇帝西吉斯孟会同约翰二十三世召开宗教大会，这一持续四年的康士坦斯宗教会议废黜了既存的三个教皇，另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结束了大分裂的局面。对教会史的这一简要回顾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有用的信息：其一是国王们使基督教国家化或民族化的企图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其二是教皇选举客观上意味着具体的教皇人选至少必须经过其下级教士的批准。诚然，根据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教皇是彼得的直接继承人，但是决定由谁来充当彼得的继承人的权力则在下级教职人员手中。可以设想，当神权政治的迷雾散尽后，主权在民的近代民主真谛就会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一些思想家借助罗马法的社团法人概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民选教皇以及其权力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其间也自然闪耀着民权理论的光芒。
    “信徒的同意”自从早期教会起就被当作信条来引用，宗教法也规定主教必须由牧师经俗众的同意选出，基督教团体的某些活动应该得到其成员的同意。另外，罗马法文本中关于“关涉众人之事须经众人赞同”的原则都被用来为宗教大会运动的实践进行论证。中世纪晚期最具原创性的哲学神学家之一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 ）的宗教大会理论就是建立在教会法学家关于“同意”的概念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关于宇宙“和谐的一致”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这位思想家把教会与帝国的关系比喻为心灵和身体的关系，视教会与帝国、教士与俗人为基督社会中相互关联的不同部分，并把基督社会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教会法、宇宙论和自然权利之上。他认为，无论是基督教的法律、世俗社会的活动，还是宗教大会的权威和所有的统治权力，都是立基于“同意”之上的，正是“同意”把自愿服从的臣民与合法的统治者结合了起来。他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法律的效力只能在它所施恩的对象的主观同意中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教会法植根于人们的自然权利。第二，制定教会法的权力在于宗教大会的“共同同意”：“违反这一结论，任何法令和习惯都不具有比违反这一结论所源出的神圣和自然的正义具有更大的效力”。第三，教会管辖权部分是由信众的主观同意并经神的权威的确认而设置的。在他看来，神的权威和公众的同意相互依存。主持圣事的权力和世俗事务的统治权力都是上帝所恩赐的，然而，行使这些权力的人必须由选举产生；公职是由上帝设定的，但是，由谁占有这些职务者必须由其臣民决定。[5]（P583～584）
    显然，在这位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家的理论中，在统治者和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介环节，这一环节是民众而不是教会，更不是教皇。不仅如此，彼得与教皇之间不能直接地进行权力的交接，为此，宗教大会的理论家们在二者之间又安装了一个“中介程序”。这一中介环节的“插入”得到了上述三个因素的支持：日耳曼文化、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因此，从文化自身的逻辑来审视，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整个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中始终渗透着以平等精神为基础的民权意识，随着教权与俗权的摩擦和冲突的不断展开与深化，这种意识逐渐从朦胧走向清晰；随着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传入，这种意识逐渐从一种零散肤浅的感性形态走向一种系统深刻的理性形态；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和不断发育，这种意识逐渐从一种模糊、“自在”的观念形态走向“自为”而生动的实践形态。如果说，这一概括基本正确，那么，神权政治中蕴涵着民权意识就是我们在以上分析中得到的逻辑结论。如果说这一结论基本正确，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曙光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在了历史的地平线上。在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中，随着基督教神权思想的迷雾在理性之光的驱逐之下逐渐从“此岸世界”的消逝，民权观念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市民社会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武器，并由此而构成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观的前奏。
    收稿日期：20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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