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中国古代史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
    漆侠熟读过二十四史等大量史学载籍，在淹贯中国古史的基础上，对于自秦汉魏晋到 隋唐、辽宋夏金、乃至元明的历史，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此，张泽咸、王曾瑜等学 者认为在他这个年龄段中以及此后的学者，“漆侠先生的学问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做贯通性的纵横研究，反映出他敏锐的史家史识和底蕴深厚的史学 动力。在经济史方面，景戎华、王曾瑜和张邦炜等先后撰文称：漆侠有三个引人注目的 观点，一个是把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处于封建制度确 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处于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时期处于 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另一个是将中国封建时代的生产发展状况描绘为两个马 鞍形，认为从战国到秦汉为第一个高峰，魏晋下降，隋唐上升，到两宋形成了第二个高 峰，元又下降，明清再恢复发展，并基本达到两宋水平。（注：张邦炜：《中国大陆近 十年来的宋史研究》。）再一个则是把宋代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的总体状况概括为“ 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在《中国封建时代兵制的变革与封建经济制度的关系》一文中 ，他就战国秦汉时期的全民兵役制及其瓦解、魏晋隋唐时期的世兵制及其向府兵制的转 化，与宋元明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募兵制度做了深入的上下贯通的研究，从而得出了如 下的结论：各个时期兵制的创建及其改革，都是受到各个时期封建经济制度--经济基 础的制约的。各个时期的兵制反转过来又为它所藉以存在的经济制度服务。在各个历史 时期的封建经济制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或者说这一时期封建经济制度的代表者，是各 个时期的地主阶级。故此，所谓各个时期的兵制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根本上说，也就是 为各个时期的地主阶级服务，成为地主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约束广大劳动者的得力工具 ，这样也就充分体现了兵制在这一国家的内部职能，更能反映出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 本质。（注：见《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问题， 他着重指出封建地主阶级的产生同私有土地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比自奴隶主转化而 来的更原始、更重要。作为殷周奴隶制社会根源的村社制度，在土地私有制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土地集中的现象，封建生产关系由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奴隶主也随之变成了封 建地主。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从佃客、自耕农中分化出 了一批佃富农、富农和小地主，在国有地如学田中出现了二地主，使封建租佃制更加复 杂化，地主阶级中不仅有大中小的区别，而且其中官僚地主从宋到清一直占重要地位。 特别重要的是，宋代以后，官僚、地主、高利贷商人三者相结合，对社会经济的变革起 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注：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他还 考察了秦汉二十等爵制度与封建制度，探讨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提出了“二黄 ”分期说，还探讨了历史上的皇权主义，辽、元两代的社会阶级结构问题，唐宋社会变 革及其与思想文化的关系等等。他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能以他自己的历史为依 据，而不能给以任何主观上的附加。他的这一观点，体现在他对曹操、李密、范仲淹、 王安石、史可法等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其他如对农民的分化与汉代社会的性质、对司马 迁及其《史记》的研究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有的系他在史学界首次提出的新见解、新发 现，有的则是他对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所提出的新观点。
    漆侠具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卓越才识的另一表现，是他对于中国古代史记编纂形式源 流的研究，和对于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考据方法的探索。他根据《世本》 、《文海》、《元朝秘史》等的记载，参考了大量先民的文化积存，结合了我国奴隶社 会父家长时代的特征，将结绳记事、口头传说到文字记载这样一个古代史记编纂的体例 与形式的演革做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学术问题，只能是长 期积累的结晶，只有学术功力达到一定的高度，才有可能提出并加以系统的研究。（注 ：王曾瑜：《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11月20日。） 后者是他根据史学界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史料，特别是轻视历史考据学的问题而提出的。 在这篇长文中，他将考据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做了全面的论述，并将之上升到 理论的高度，也充分显现出20世纪后半期我国史学研究中史观学派与考据实证学派的辗 转反复。此外，漆侠还注重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推动地方志的修纂，并鼓励学 者写出高水平的历史小说将史学研究成果加以普及。可以说，这些方面也体现出作为一 代史学大家，他所思考、所研究的问题是多方面、深层次、宽领域的。
    漆侠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和史学思想、作育人才的方法，以及他那崇高的人师风范， 都值得学者们加以研究。世有闻先生之风，欲抉先生之学者，予日日引领敬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