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拉们的良知
    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的左拉因为出版了《娜娜》和《萌芽》，已经人财两旺，他完全可以呆在自己的书房里，继续写他那些伟大的作品。而且一开始他确实对于德雷福斯案件没有兴趣--那是学习法律的人都不一定有兴趣的案件，更何况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枯燥乏味的案件材料，堆积如山的各方证据不是他能够发生强烈兴趣的对象。但是他的良知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站出来。如果左拉没有站出来，我们也没有任何责备他的理由，因为他对于是否站出来有最基本的选择权，这是一个生活在现代共和国里的人最基本的自由。（注：任不寐先生提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情况下，如果不站出来为正义呐喊是否是一种罪，这种罪是宗教意义上的罪，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我目前还没有能够说服自己的明确答案，因此不在本文中展开。）但是左拉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去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以牺牲自己巨大的声誉、财富和安宁为代价，掀起了一场良知运动。他在那篇我们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热血澎湃的檄文《我控诉！》中写下了不朽的辞章：“我只有这样一种激情，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人类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应该有权获得幸福。我的激动的抗议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人们把我带到法庭受审吧，我要求公开的调查！……”（注：参见楼均信、郑德弟、张忠其选译：《1871-1918年的法国》，商务印书馆， 1989年6月第1版，第64页。）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左拉人性的光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被贴上著名作家标签的人最深处良知和激情的涌动，他说出了所有有善良本性和良知者没有表达的愤怒，也说出人们最基本的权利需求，更说出人们为了追求正义的渴望。左拉显示了无与伦比的非凡勇气，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克雷孟梭传》的作者菲利普·埃尔朗热在评论左拉的时候写道：“一位声名卓著、家道殷实、秉性非但不好斗争反而有些荏弱（他甚至害怕暴风雨）并在事业上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作家，为了拯救一个素昧平生的受害者，竟不顾一切甚至连生死也置之度外，实在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注：参见[法]菲利普·埃尔朗热：《克雷孟梭传》，第254页。）
    左拉的行动确实发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如果仅仅只有左拉一个人在行动，那么德雷福斯案件肯定不会出现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他那本杰出的传记《异端的权利》中，将伏尔泰为胡格诺教徒卡拉斯的辩护、（注：关于这一历史事件详见[英]塞缪尔·斯迈尔斯：《信仰的力量》，李柏光等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228-234页。）左拉为德雷福斯的辩护与卡斯特利奥反抗加尔文作了一个对比，他说：“伏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做的。”（注：参见[奥]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振尧、赵台安译，三联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2页。）尽管茨威格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而且他也不是要贬低伏尔泰和左拉，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卡斯特利奥的孤独。相形之下，左拉远比卡斯特利奥幸运，左拉的身后不仅仅“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茨威格语），他还有除了钦佩之外更有力量更有实效的行动者支持。如果我们要列出所有的支持者名单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限度地罗列一些人物的名单，除了左拉之外，这份名单里的人被分为这样几类：
    国内及国际知名人士
    克雷孟梭《震旦报》主编，共和党人，绰号“老虎”，是德雷福斯案件中重审派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也是最坚决地要恢复德雷福斯名誉的人，就是他将左拉的文章“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改为“我控诉”，使得这篇文章从标题上就具有巨大的震撼力。著名作家法朗士评价他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人格魅力时说到：“他以狂热的勇气和骄傲感染了知识分子，他博得了多少知识分子的心啊！”（注：转引自菲利普·埃尔朗热：前引书，第253页。）他甚至为了德雷福斯案件与极端反犹太的德律蒙决斗。
    饶勒斯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党的领袖，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也是重审派的中坚人物，因为卷入德雷福斯案件而在1898年的议会选举中失去议席，他也是支持德雷福斯最持久的人。1902年，饶勒斯在德雷福斯接受特赦的同时，替他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信，信中写道：“失去了名誉的自由对我毫无意义，从今以后，我将继续力争纠正使我至今仍受其害的可怕的司法错误……只有等到再没有一个法国人把别人犯下的可耻罪行归咎于我的时候，我的心才能平静。”（注：转引自周剑卿：《19世纪末法国的一起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1981年3月第1版，第37页。）1903年，在他的坚持下，德雷福斯案件才得以最后重审并使德雷福斯在1906年得到最后平反。托洛茨基写道：“他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气魄，一种如一泻千里似的瀑布似的力量，同时又温柔可亲，有高度文化修养。他气盖山河，而自己却从来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注：转引自[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胡尧步、黄舍骄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第53页。）
    在这些直接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中心的人物之外，还有诸如前文提到的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朗士（他后来还专门写过一部以德雷福斯案件为原型的小说）、安德烈·纪德、马塞尔·普鲁斯特（杰出的小说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在他的倡议下，各界人士3000多人联名请愿支持左拉）等等也为德雷福斯的平反做出了努力。在这些人之外，还有外国的一些著名人士，比如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也完全站在左拉一边。
    德鲁福斯的家属
    吕西·阿达玛·德雷福斯德雷福斯的妻子，一个为了丈夫的平反昭雪甘愿献身一切的高贵女性。她原是巴黎珠宝商的女儿，因此出身富裕，但是为了自己的丈夫，她在带着两个孩子的同时一直做着在旁人看来最无望的努力。她深信自己的丈夫无罪，从被允许与德雷福斯通信时起，他就不断地写信鼓励德雷福斯。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你必须坚强、果断，永远也不要灰心丧气。”（1894年12月20日）“我将随同你一起流放，在那儿与你为伴，成为你的安慰，直到法兰西认识到她的错误，召我们回到她身边……我最亲爱的，我们必须对未来充满信心，只有这一希望能给我们带来安慰，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1895年1月12日）。（注：参见楼均信、郑德弟、张忠其选译：前引书，第61、64页。）读着这样的信，使我想起当年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伟大情操，正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给了德雷福斯以生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平反信息，也是她感动了千千万万有良知和勇气的人，使他们加入正义的阵营。
    为良知挺身而出的“不相干者”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良知战士，就是陆军部情报处长皮卡尔。他为了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无辜者获释所做出的牺牲是一曲极其震撼人心的燕赵悲歌。作为陆军部的官员，他发现了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力主重审，但是遭到了上级的弹压，并且为此而被调往突尼斯任职，这等于另一种形式的流放。后来，在左拉们的努力下，案件被全面公开化，皮卡尔更加成为军方咬牙痛恨的“叛徒”。但是，他依然不计自己的个人安危而挺身为德雷福斯的清白辩护--没有他的证据，德雷福斯案件将更加难以判断，甚至在强大的右翼势力下，德雷福斯重获自由的努力完全可能毁于一旦。在这个事件中，他的态度至关重要，但是对他自己的利益来说却最难处理--相对于德雷福斯的自由而言，他是一个“不相干者”，他没有义务为德雷福斯牺牲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他一方面必须顶着军队的压力；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还要面对社会上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敌视；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他还要面对军队中天主教徒们的仇视。在这里，德雷福斯是个主角，一个不出场的主角，人们的所有注意力都对着他，而同样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皮卡尔的安危却相对地没有引起那么多人关注，他甚至在1898年因此而被捕。虽然最后他也重返军队，并且获得晋升，但是他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皮卡尔为德雷福斯的清白辩护而做出的牺牲更加纯粹和高洁，他的行动完全是一个为良知本身而作的行动，他的牺牲比社会名流的牺牲更加艰难。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还有一位人物不应被历史遗忘，他就是德雷福斯的辩护律师拉德里。我们在电影《左拉传》中可以看到他的精彩辩护，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因此而被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行刺受伤。在此案中，拉博里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职业才去做德雷福斯的保护人，他纯粹是为道义出庭、为道义辩护。因此，拉博里无疑也是个可敬的正义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