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考据学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宗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考据学家们认为只有经书中包含的道才是真道，过于相 信圣人之道，这就限制了他们对现实世界许多“道”的探求。从认识论上说，这仍是唯 心主义的范畴，造成只重间接真理的寻求，而忽视对现实真理的探求。在这一点上章学 诚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说：“就经传而作训诂，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 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论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 无意而自呈也”[30]考据学派认为《六经》中含有圣人之道，宋儒求道的方法错了，应 从文字，音韵、训诂，度数等方面去考求，章氏则认为用这种方法，也未必没有“失实 之弊”，而离开经传亦可以求得真道。其所谓天机，即道也。
    其二，通经明道的目的与宋明理学殊途而同归，即借助对经义的阐扬，圣道的探求为 走向末路的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依据，通经明道的最终目的是“致用”。
    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是时代的局限，清人在资本主义还未成长壮大以前，很难 看到新社会的曙光，他们不可能从思想上完全越出经学的樊篱，即使是那些先进的改革 者，思想家都是如此，顾炎武的“经学，理学也”，傅山的“五经皆王制”，黄宗羲对 上古社会的礼赞，都是把上古三代看成人间盛世，而经典正是盛世制度道德规范的结晶 。历代学者欲致君尧舜上的法宝无非是通经致用。这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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