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读者在听我们对话时不至于产生疑惑，我们先把话说明白点，不管是我还是您，我们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崇拜者，不会对贝利亚在斯大林时代所犯罪行表示怀疑。我们不解的是，对他的逮捕和审讯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后斯大林时期。为了向那个时代进攻，他比谁都做得多（真可谓不自量力！）。
    --斯大林死后，他所犯罪行该作何解释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法庭对贝利亚判罪，成为解决此问题的首选办法。把斯大林的所有原则错误统统加之于贝利亚，以此来袒护斯大林，成为法庭的第一号任务。
    --为什么会选中贝利亚？这是因为斯大林的所有老战友都已倒在血泊中。马林科夫，身为苏共中央干部处书记和叶绍夫的战友，非常积极地参与了30年代下半期的清洗。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为更为猖獗，是他确认了枪杀名单。因此，他们之间的犯罪程度相差无几。
    我认为，他们选择贝利亚首先是因为害怕他，感到了他与他们的不一样，当然也清楚，他是败坏他们声名的最甚者；其次，他不是俄罗斯人，我觉得，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小，他们像外人一样理解他；最后，贝利亚是他们中唯一独自写过国家政治行动计划的人。
    --这是一份经过周密思考的战略行动纲领。
    --1953年3月后，贝利亚很快便有十分主动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贝利亚早已开始筹划这一纲领。他的同事也许是害怕其影响。
    --在阿卜杜拉赫曼·阿夫托尔汉诺夫所著《斯大林去世之谜》中提到，反贝利亚密谋的产生，是由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不安：贝利亚拥有很像样的纲领，而他们没有。他们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性格果断的贝利亚会把他们逐出克里姆林宫，很可能还不那么友好。
    --他们肯定已感觉到了这一切。另外，没有资料能说明，贝利亚曾有过改变主意的打算。无可非议的只是他想摆脱这些包袱，甚至摆脱全党！他的方法与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执行的一切很接近：分解党和国家。经验证明，如果把党从对经济的监督中解放出来，党也就不成其为党了。贝利亚公然想把党和经济分开，其实就是剥夺党的政权重心。
    --斯大林去世后，匈牙利领导人拉科什曾讨教贝利亚：我们的党该怎么办？它究竟该有些什么功能？
    --贝利亚这样回答：让党只从事干部和宣传工作。很明显，他想尝试“人民民主制”的做法，并把它引入国内。另外，伊姆雷·娜佳的被任命也是出于贝利亚的主意。
    --俄罗斯大众传媒对贝利亚平反遭拒的反应，还可以从赫鲁晓夫对贝利亚的观点中找到痕迹。尽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贝利亚在1953年3月到6月间究竟干了些什么，但这些活动和他在斯大林活着时的所作所人绝然相反。在历史上，某个“大善人”变成凶神恶煞的事多如牛毛，但我觉得，广大民众难以接受臭名昭著的恶棍会变成“正面英雄”的思想。贝利亚当然不是一个很讲道德原则的人，又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思想，没有这方面的约束。他是个犬儒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他对暴力革命和摧毁旧世界没有像斯大林、列宁那样的激情。
    贝利亚对问题的思考符合情理：他认识到，在共产主义的经济领域，不像在其他领域那样，党的政权机构能控制其运转等等。显然，他只是在国家机构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党的机器内已失去位置。
    --在1953年3月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正是贝利亚提议让马林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莫洛托夫问：“你这是为什么？”，他回答：“应该这样。”看来，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以为自己该是领袖。他领导了反斯大林的阴谋，导致他生命的结束，这是让人们可以理解的唯一解释。
    --关于这一切，我们也许无从知道。贝利亚当然会向莫洛托夫自吹，是他赶走了斯大林。阴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它仅仅是由政治局最小范围内的“四人团伙”所制造：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当斯大林遭打击，一病不起时，他们全体意见一致：无须急着去抢救。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贝利亚对别墅工作人员说：“斯大林正睡着呢！”
    --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学家很少拥有形形色色事件的文献资料。历史学家就像医生按各种症状诊断病情一样，任凭有关事件特征、反响的资料再多也无济于事，需要的是有关的直接材料数据。
    --我们分析一下政治局开始于1951年的行动，可见他们完全是团结一致地反斯大林；再来看一下战后时期的大清洗，便会发现，斯大林在战后已经丧失了30年代所拥有的权力。斯大林使大清洗兑现，这是政治局所有成员都感兴趣的事（最后的例子是列宁格勒事件，当时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渴望能消灭“列宁格勒小集团”），而至于像对待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这类事件，从当时看，贝利亚持反对意见。
    --1953年4月2日，有关追究错杀米霍埃尔斯人员刑事责任的报告已送交政治局，当时他也没赞成。
    --完全正确。马林科夫投的赞成票。请注意，这些事件拖延了多少时间！战前，斯大林能在3天内处死不适合他的人，而在处理诸如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等事件时，拖延了好几年，才把他们处决。国家机器职能的发挥，已不如30年代。
    --我们来回忆一下库利克和戈尔多夫将军案件：他们因为进行过反苏谈话而被捕，未遭立即枪决，而是过了几年之后；又如在1946年的军事委员会成员中，当其他元帅都起来为朱可夫元帅鸣不平时，斯大林当即让步。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最高管理层团结性的不断上升，已是明摆着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