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面设计图的分析，使我们能够确定列队到达先后去世的亡者墓地的过程。人们顺着狭窄的街道来到家用的庭院，然后通过穿堂屋来到正院，显然是在这里进行葬礼。院子的通道一般都堵着，需要时拆开。悼念活动是在无门无窗的房间里举行的。在延续传统集体葬礼的同时，甚至把东边通往墓地的很宽敞的通道也堵住了。因此，在拆开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丧葬建筑好像是封闭的。（注：马松：《阿尔登捷别》，第72-74页。）
    女性小陶俑是阿尔登捷别集体墓葬中的普通坟场所特有的，但它在丧葬建筑中却不存在。在这里，一些罕见的、带星星符号的狼头和牛头浮雕薄片十分引人注目，镶嵌绿松石的牛头在中亚是没有的，但它与近东的考古发现十分协调。美索不达米亚是这类工艺品的集散中心。牛头大概是当地生产的产品，尽管它是按苏美尔人的样式制造的。B.M.马松（B.M.Массон）发现了与次新石器时代雕塑相似的特征，其中包括由类似大理石的石灰石制成的卡拉捷别牛雕像，这是阿尔登捷别的珠宝商在了解了苏美尔人的金属浮雕工艺品的生产情况后，根据当地的传统式样制造的。在古代的苏美尔，牛的形象是与月亮神相联系的。镶嵌着绿松石的金牛头遗迹为半月形状，其额头上方有几个小犄角。这种样式也是南土耳其斯坦居民中广泛流传的。然而，月亮神与牛的形象的关系，直到今天也不能认为是普通的、简单的。
    宗教仪式本身有很深的渊源，它起源于狩猎文化的风俗，也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风俗。牛的形象在早期农业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广泛出现，其中包括公元前七至六千年安那托利（Анатолий）的察塔尔－古尤克（Чатал-Гуюк）庙宇中的牛形象。在该庙宇的墙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牛形象，特别是那些粘在墙上的泥塑的公牛头像。这一点对于中欧、东南欧及整个爱琴海世界来说都富有特色，它们都反映在神话中，在苏美尔人的史诗中也有相似的篇章。
    我们可以把阿尔登捷别公牛头上的月亮状象征物假定为：它是带有齐古拉特建筑物的祭祀中心用来祭祀月亮神的。
    “神牛－月亮神”的关系具有独特的苏美尔特征，它与“神牛－太阳神”的关系不同。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希腊，都有“神牛－太阳神”的材料。在埃及的造像中，牛角之间有表示太阳的圆盘。在青铜器时期的土库曼斯坦南部，有关于牛是月亮神的观念，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该地区也流传着相对立的观念：“太阳神-米特拉牛”。的确可以看出，阿维斯塔中的米特拉只在一定的阶段才与太阳有关，大概是在阿维斯塔法典编纂和阿斯特拉神开始的那一时期。
    在琐罗亚斯德教（袄教）的习俗中，保留了原始公牛和原始人的概念，同时还保留了人和公牛的混合形象--戈帕特沙赫（гопатшах）公牛形象的概念。已经有学者表示，这一概念的起源远早于琐罗亚斯德教的产生。据琐罗亚斯德神话传说，由于阿赫利曼（Ахриман）的阴谋致使公牛毁灭，而他的全家却逃到了月亮上，等他们返回到地球上之后，给动物和植物都带来了好处。随后，在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的神像和宗教仪式当中，公牛的作用和古代东方传统习俗中关于月亮和公牛神像的联系合并了起来。对于灌溉农业社会，包括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来说，阿斯特拉神（拜星教）非同一般。（注：托卡列夫：《宗教的早期形式》，莫斯科，1964年，第308页。）泥塑公牛陶俑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与开始驯化大角牲畜的时间相吻合。它们大量地出现在次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虽然它们没有各种星辰符合的特征。当整个宗教体系的法典进行编纂时，拜星教可能是与合乎教规的观念同时产生的，它显然受到了近东宗教观念的影响。
    青铜器时代，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的一些民族的许多文化特征都可以说明这种宗教观念与古代东方的联系，但在阿尔登捷别的庙宇综合体、建筑和文化客体中，当然是在思想观念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文化的合成和相互影响是整个中亚及相邻地区文化起源的特点。（注：马松：《阿尔登捷别》，第76，80页。）在社会领域中，这些复杂的思想意识过程无疑与社会劳动的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有联系。正是在这种社会大分工的影响下，产生了明确的宗教体系，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标志、象征、习俗和仪式。
    青铜器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一些民族的宗教仪式的观念能够得到确定，有赖于从扎尔库坦（Джаркугаи）庙宇综合体中发掘出的丰富的遗物。这是一所巨大的直角建筑物，面积为60×44.5米，四周都围着厚大的围墙。中央部分是一个面积为31×13米的砖砌的平台，其南部中心是四个方形的石墩，大小为90×90厘米，相互间的距离为3.5米和2.5米。从平台向西有一排带长廊的房屋和带有生产地点残迹的庭院。平台以东是带头透气孔和不带透气孔的房间、走廊和铺向水井及圆祭台的斜坡道。这一部分具有鲜明的宗教祭祀特征。
    对设计和材料的分析说明，这座建筑基本上是一座庙宇建筑群。从其功能上来说，它可以分为两部分：祭祀场所（圣所）和经济生产场所（作坊）。座落在建筑体中央的四个台座或者是四个祭台（如发掘者假设的那样），或者是用来阻隔鬼怪的。建筑体的东半部也是圣所的一部分，这里有几口水井，一条铺好的小路直通到井边，路边有几个圆祭台。在该建筑群中，包括走廊式的房屋、存放祭祀灰烬的储藏室、祭司的住房和另外一些神职人员的住所。在建筑体的西面巧妙地布置着小冶金业和葡萄酒生产的作坊。显然它们都是庙宇必须的建筑。
    扎尔库坦的祭神场所可能是一座拜火庙，在陶器及石制的可挪动的祭台上储存着祭祀的灰烬就能说明问题。火的崇拜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观点可以用下列事实加以证明：房子旁边的圆形祭台残迹、染成红色的祭祀用器皿（鸟形器皿、带圆锥顶的圆柱形“盛骨瓮”、手提的盛水器）。在这里，对圣火的崇拜与水的祭祀（圣水）和土地（铺在芦苇上的骨骼丧葬）有着普遍的联系。考古学资料使我们可以确定，这座建筑物和能起作用的庙宇的建筑时间为公元前二千年后半期至公元前一千年末期。（注：A.阿斯卡罗夫（Аскаров）、T.西里诺夫（Ширинов）：《扎尔库坦墓穴发掘》，《中亚诸民族在艺术、建筑、考古文物中的创造性遗迹》，塔什干，1985年，第16-17页。）
    这样一来，利用相似的外型结构对中亚南部两座较大的庙宇综合体进行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仔细研究最初只是圣火崇拜，直至公元前二千年下半期才出现的、后来称为琐罗亚斯德教学说的构成基础。通过对该遗址发掘材料的分析，人们不仅可以了解丧葬方面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被某些研究者确认为古代自发的宗教形式，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及礼仪等方面的情况，弄清后来宗教体系的源泉，当然也包括后来成为中亚地区国家宗教的琐罗亚斯德教。
    考古－民族学资料已经证实了原始祖辈们的各种宗教观念与他们之后的、产生于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和阶级社会产生早期的各种宗教形式之间的起源联系。巫术和巫医术在中亚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及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它们的某些元素一直流传至今，表达情感的仪式、丧葬祭祀和宗教仪式、早期部落民及小手工业者的崇拜、萨满和首领的崇拜、最初的部落神等都成为中亚人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在各种经济和精神活动领域开始形成神--庇护者的形象。
    在这一分化时期，氏族组织仍保持着自己的私有性质，出现了崇拜的形式，在这种崇拜下就出现了理想的氏族公社联盟，在一定传统范围内还出现了氏族部落群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传统正是该群体的思想基石。上述宗教形式符合野蛮时期氏族村社组织成员的利益，当时的部落是紧密的、团结的社会组织；部落内部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形成了全体部落的权利机构--部落联盟、首领和军事酋长。除了信仰无私的超自然力之外，在部落领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土壤中，又发育成熟了万物有灵论的观念。部落神崇拜形成于阶级前和阶级社会制度形成的交叉时期，它吸收了有规则、有严格仪式的宗教的某些形式，已经形成的祭司界开始对这种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