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参考文献】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2]P 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 to Risk and Grisis[M] Cambridge,1988:139.
    [3]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