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到来之际，人们自然都对新世纪寄予美好的希望。但是，在希望之余，人们的心里大抵悬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将走向何方？人类的命运会不会比风云激荡的20世纪好些？发展中国家是否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和平与发展的伟大理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运用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世界的现状和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世界的历史，没有别的捷径可走；人类只能通过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与研究，来认识现状和预测未来，探索通向理想之路。历史科学之所以重要，原因盖在于此。本文拟对世界史研究，特别是拉丁美洲史的研究谈些看法。
    一
    当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国家为了纪念世纪的转换，曾于1900年在巴黎举行了隆重的“1900巴黎世界博览会”，以展示前一个世纪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巴黎世界博览会”使当时的人们相信：“西方文明确是世界进步之源”。但是，这个博览会并没有把西方生活的每个重要的方面都展示出来，譬如没有表现出工农劳动者在工业经济中所遭受的残酷剥削，没有任何画面来展示暴富者与赤贫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没有任何空间让殖民帝国的反对派来揭示那些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也没有向参观者介绍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可憎嘴脸。在那里，一切都是辉煌和美好的。然而事实却正如美国史学家丹尼尔·R·布劳尔所说， 博览会所展示的西方文明的优势都是以被压迫民族的牺牲为代价获得的；技术在成为改善生活的奇妙手段的同时，也成了制造毁灭和死亡的工具；西方国家的强权使得国家间的外交争端成了流血的军事冲突之源。所以，布劳尔认为，这个博览会给人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他感慨地说，现在才意识到，博览会所展示的那个和平、舒适的生活画面是如何地把人们引入歧途！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对所展示的西方美景深信不疑，谁知导致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根源正是在西方（注：Daniel R. Brower,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Age of Global War and Revolution, Prenticehall, Inc. 1992, pp.2-3.）！我国已故史学家罗荣渠教授也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教训，指出“人类在20世纪犯过许多错误，其中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对这个世纪发生的巨大变革缺乏预见与思想准备”（注：罗荣渠：《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前瞻--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市郊透视》，《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2-3页。）。当然，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昏昏然，也有头脑清醒的人看到了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人类。譬如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就已经提出了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而且，列宁还对大会决议草案中夹杂的赞扬殖民主义的文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是“离奇古怪的句子”（注：参见《列宁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748页。）。可惜，当时这样清醒的人实在太少了。
    现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这些教训是不是都已经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了呢？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历史展现给我们的现实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世界弹冠相庆，许多人高喊着“历史终结”了，更加起劲地挥舞霸权大棒者大有人在，局部战争仍不断持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化霸权和侵略的言论时有泛滥，并出现了一股令人担忧的史学修正主义思潮，反映了人们并没有都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相当普遍地出现了关于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重斗争。日本的情况我国读者比较熟悉，这里不必重复。在拉丁美洲，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墨西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据《国际论坛》杂志透露，1988年萨利纳斯上台执政后，为了让历史教育为自己所领导的“改革”服务，他的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所谓历史的“非意识形态化”工作，一心一意要培养一种“生产性的、没有自己祖国意识和没有思想的墨西哥人”，并为此而废除了埃切维里亚时代所编写的历史课本，编写了新的历史课本（称1992年课本）。新课本否定了有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把美国吞并得克萨斯的事实说成是得克萨斯州赢得了独立。新课本还抛弃了传统的反殖民主义思想，不再坚持经济独立的原则，并有明显的恢复马克西米亚诺和波菲利奥·迪亚斯名誉的倾向。新课本抬高伊图尔比德的形象，而损害格雷罗的形象。新课本讲墨西哥革命却不提阿亚拉计划，更不提1915年土改法，而且还贬低萨帕塔和比利亚的斗争……等等（注：参见Bernardo Mabire Ponce,"El debatecon el pretexto de la refor-ma educativa de 1992 y lo que revela de Mexico",en Foro Inter-nacional, Enero-Junio,1996。）。所有这些都在墨西哥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爆发了一场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大论战。
    另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出现的对“美西战争”观的“修正”，这是在美西战争史认识问题上的严重倒退。在二战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史学家一般都能公正地批评美国政府，揭露美国政府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帝国主义冒险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注： Martin,Michael Rheta, Encyclopedia of Latin-American History, U. S. A,1968.）；认定美国吞并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变古巴为自己“保护国”的做法，是“和西欧国家一样属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径（注：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 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世界文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446-447页。）；认定麦金莱政府发动1898年战争的决定反映了美国政府阻止古巴起义军迅速胜利，阻止其建立独立的古巴共和国的意图（注： Louis A. PerezJr., The War of 1898: TheUnited States and Cuba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转引自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May 1999。）。70年代的著作一般都认为“迅速的工业增长最终促使美国商人和领袖寻找新的市场”，并制订一项全球性对外扩张政策，目标首先就是太平洋和加勒比，并称这一扩张为“自由的帝国主义”（注：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中译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221-222页。）。就是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也揭露美国夺取古巴是早有预谋的（注：1854年，美国驻欧洲几个国家的大使曾集会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商讨兼并古巴的问题。会后发表宣言，要求西班牙把古巴岛出卖给美国，理由是西班牙继续统治古巴是对美国利益的侵犯；如西班牙拒绝谈判这宗买卖，美国就有理由夺取古巴。参见“Spanish-American War”，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 U. S. A. 1980。），其战争动员口号就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吞并墨西哥领土得克萨斯时使用过的口号：“显然的命运”（注："Spanish-American War", in Encyclop-edia Americana, U.S.A,1980。）。但是到90年代，美国主流派史学的观点明显地发生了变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90年代美国史学界专为纪念“美西战争”100周年而出版的《1898年战争与1898-1934 年美国干涉百科全书》（注：The War of 1898 and U.S.Interventions,1898-1934:AnEncyclopedia,edited by Benjamin R.Beede,New York,1994.）。该书居然同它所描绘的100年前的政治家和决策人一样，否定美国在拉美的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行动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在这部书里，美国的干涉行为被描绘成一些似乎都是前后没有必然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的小插曲和小事件。在该书的编者看来，似乎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是不适于讨论美国的军事干涉的，因为每一次干涉都是一个特异的事件，都被当做一个孤立的事件来处理，其间并没有什么“力量”在起作用，而是对一种未曾预料的情况所做的临时的、不自觉的反应。这里没有选择，只有运气；运气胜于选择。“这就是（美国）决策人所常用的思想框架；他们经常不懂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更大的意义，他们是典型的不关心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的人。”（注： Louis A. Perez, Jr., "1898 and Beyond: Historiographical Variations onWar and Empire", i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 LXV, No. 2, May 1996, pp. 314-315,313-314.）在事件已过去一个世纪的今天，该书还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对西班牙宣战，是因为美国官员相信，古巴解放军都是一些“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菲律宾的军事首领卢克万只不过一个“声名狼藉的盗贼”（注：The War of 1898 and U. S.Inte-rventions,p.329.）；如果没有美国的武装干涉，他们就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一个世纪前美国的帝国理论是多么深地影响着美国今天的历史编纂学；说明该书的作者对美西战争的真实历史、对几乎一百年来世界史学研究的新成就都置若罔闻。据佩雷斯说，该书对美国经验的意义采取了一种“深沉思考的态度和创造性的努力”，它反映了当前美国史学界“占优势的思想潮流”；它不只是一部编年史，而且还是它所代表的这个时代的一份重要文献，是“史学研究重点变化和编史方向改变的记录”（注： Louis A. Perez, Jr., "1898 and Beyond: Historiographical VariationsonWar and Empire",in PacificHistorical Review,Vol.LXV, No. 2, May 1996, pp. 314-315, 313-314.）。毫无疑问，美国史家美西战争观的这些微妙的变化，是80年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是美国新的全球战略的需要。
    这两个例子提醒我们，汲取历史教训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是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辛勤劳动的。为此，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前一个世纪的历史，探讨它发展的规律，并用反映这些规律的科学的历史知识去武装群众，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在新的世纪中重犯历史的错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有可能蜕变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这种研究中，20世纪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美国尽管是惟一的以独霸天下，实现单极统治为目标的霸权国家，但如果控制不住拉丁美洲这个富饶而广阔的后院，它的霸权野心是不可能得逞的。因此，拉美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拉美历史的认识如何，拉美人民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对21世纪人类的前途关系重大。这是我们必须要加强拉美史研究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