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宗教改革的研究中，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力肯定宗教改革运动，称之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推崇加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忽视或贬低法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还往往强调其贵族性或反动性。加尔文是法国人，他一生中最关心的是法国的宗教改革，他的学说也产自法国的特定环境，这些明显的事实被惊人地忽视了。我们认为，16世纪下半叶，法国是欧洲政治斗争的中心，仅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方面看，法国就作出了重要贡献。胡格诺派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必须进行重新评价。
    近代两大政治思潮的产生
    16世纪下半叶法国宗教战争中产生了两大政治思潮，它们成为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
    一、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由此实行宗教容忍。
    16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法国政局面临因宗教纷争而失去控制的危险，以大法官罗比塔尔为首的统治阶级中一批有远见的人看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富强，必须在处理重大事务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即政治高于宗教，由此主张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胡格诺派实行容忍。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渐被称为“政治家派”。1572年前战争断断续续，先后签订过几个停战协定，允许胡格诺派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存在，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由于其力量有限，无力制止宗教狂热分子于1572年8 月23日夜发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导致矛盾激化，出现了两大教派的大论战和大决战。尽管如此，在整个宗教战争中，“这一努力从未放弃，‘它是王室坚持不懈的一项政策’”（注：M.特切蒂：《协调还是容忍？从1562年到1598年》（Turchetti, "Concorde ou tolérance? de 1562 à1598"）《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985年第556期，第342页。）。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两大教派中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多地站到了政治家派的立场上来，波丹于1576年出版的《国家论六卷集》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正是由于这一不断的努力，最后才产生了欧洲16世纪最著名的宗教宽容法令--“南特敕令”（1598）。“南特敕令不是法国的第一个但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教宽容法令”（注：H.菲利普斯：《17世纪法国教会和文化》（Phillips,Church and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剑桥1997年版，第206页。）。
    作为政治家派思想代表的波丹，通常仅讲他是16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专制主义理论家，其实这不够全面，因这样易把他误解为一个封建思想的理论家。从欧洲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看，波丹或其所代表的政治家派的贡献有以下两点：
    1.发展了马基雅维里关于“国家利益”的思想，而且是第一次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16世纪初，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首先提出应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置于宗教、道德之上），不过他找不到实践这一思想的物质力量。法国的专制主义者接受了它并把它加以发挥，到波丹手中集其大成。国家利益的思想有助于巩固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近代民族的形成。
    2.主张宗教容忍，这是“国家利益”思想的必然结果。宗教或教会在西欧中世纪具有特殊的意义，凌驾于现实问题和世俗政府之上。16世纪中叶德国皇帝与他的新教诸侯们签订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规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只是到了16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宗教战争中，一个国家内允许存在两种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才发展起来，波丹的著作是对这一实践的全面总结和有力的推动。
    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在宗教一律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在那时都是统治者的权宜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容忍是残酷的教派冲突的结果。16世纪，法国的宗教冲突最为尖锐，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训，从而在宗教容忍上也在全欧洲迈出了最大的步伐。1589年，纳瓦永的亨利（即后来的亨利四世）给三级会议写的信中就强调，两种宗教共存是“把人民重新团结起来为上帝服务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注：亨利四世：《亨利四世最优秀书信集》（Henry Ⅳ， Les plusbelles lettres de Henry Ⅳ），巴黎1962年版，第55页。）。 宗教容忍是思想自由及党派活动合法化的基础，它与“国家利益”一样，对近代欧洲政治思想产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