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格诺派的“贵族性”问题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胡格诺派的“贵族性”问题，否则其激进的思想会显得来自无源之水，让人困惑。胡格诺派的“贵族性”或“反动性”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概念，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荷兰、英国的新教的传播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一致或大体相一致，德国则是宗教改革的发祥地，法国没有这些方面的荣誉。2.贵族在法国的胡格诺派上层及其军队中占有显著地位。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胡格诺派主要力量转往南方，法国宗教战争进一步带上“贵族性”和传统的南北分裂战争的色彩。3.战争后很长时间内法国的专制制度稳定发展，似乎意味着16世纪时法国不应该大力反对专制制度。4.中西方一些学者的评价方法显然也对我们的看法产生了影响，他们用当代西方“民主社会”的标准来衡量16世纪下半叶法国那些提出激进理论的胡格诺派。比如，格特尔说道：当时法国的反君权主义者的观点“是贵族性的，人民的主权通过上层阶级来行使，是这一时期限制专制君主制失败的主要原因”（注：格特尔：《政治思想史》（Gettel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纽约和伦敦1924年版，第171页。）。 多年后麦克尼尔也说道：这些反暴君论者“不是共和主义者……他们不会把选举权扩大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大众”（注：J.T.麦克尼尔：《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和特征》（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纽约1962 年版，第414页。）。
    造成过分强调胡格诺派“贵族性”、“反动性”的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西方对宗教改革的研究停留在少数上层人物或事件的政治层面上，对那时社会下层及人们的宗教观念、心理意识的研究相当薄弱，而这方面的加强正是70年代以来这方面研究的一大特色。以法国宗教战争而言，就出现了各种新的研究视野。比如，布尔热翁认为：“把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简单归结为科里尼与凯瑟琳之间的一场决斗是很幼稚的，它忘记了巴黎这个宗教和革命的火炉。”（注：布尔热翁：《为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史的研究》（Bourgeon,"Pour une histoire,enfin,dela Saint- Barthelemy"），《历史评论》1989年第571期，第139页。）林德伯格则指出：“法国宗教战争，甚至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传统上都是从贵族和王室间个人的与政治的冲突来解释。……比土地、经济、政治重要得多，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危如累卵的‘正是市民社会得以建立及把个人与集体和上帝结合起来的习惯联系的基础问题。”他还说，“认为冲突的基本原因始终是政治和经济，这是一种启蒙运动以来的时代错误。”（注：C.林德伯格：《欧洲宗教改革》（ Lindberg,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牛津1996年版，第292-293页。）
    各种新的视野不一定完全恰当，但其产生的成果却蔚为可观。法国学者早已指出，虽然胡格诺派的主要领导人来自贵族，但其中下层领导则是城市市民，基层领导基本上来自匠师阶层，这些人被对手称为“所有强盗中最冷酷无情的强盗”（注：F.布罗代尔和E.拉布鲁斯主编：《法国经济社会史》（Braudel et Labrousse,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第1卷第2分册，第697-698页。）。萨蒙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后，胡格诺派理论上急剧转向激进的一个人们未涉及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发生了重要变化，城市的及文官的影响开始超过贵族和军人。在其后的和谈中，“孔德和纳瓦尔的亨利都需要与地方新教徒会议的代表们磋商，证明了城市和民主成分的不断增长”（注：萨蒙：《16 世纪法国社会危机》（Salmon, Society in Crisis,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伦敦1979年版，第193页。）。霍尔特也说：贵族“并非总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没有来自几乎每一个社会阶层群众的支持，法国就不会有任何新教运动”（注：霍尔特：《法国宗教战争（1562-1629）》（Holt,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629），剑桥1995年版，第191页。）。
    这些研究成果足以使我们改变对胡格诺派的传统看法，进一步探讨还会发现，传统的研究方法或结论还有以下缺陷：
    1.只看到胡格诺派反王权斗争不利于专制制度加强的一面，没有看到16世纪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给法国带来的深刻变化。关于这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但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正是16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为17世纪法国专制制度的加强准备了条件。在战争中大贵族元气大伤，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加强起来。当时法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务会议（分为作出重大决策的机密会议和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国务财政会议）和财政会议。宗教战争前，这些机构基本上控制在教俗大贵族手中。战争结束后，穿袍贵族统治了这些机构。亨利四世的亲密顾问，除坚决拥护专制制度的苏利，都是穿袍贵族（注：萨蒙：《16世纪法国社会危机》，第316、345页。）。
    2.只看到17世纪胡格诺派被剥夺武装及最终被取缔，没看到16、17世纪的宗教大论战对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蒙田、迪卡儿及启蒙运动初期的怀疑论都是这种宗教大论战的结果。16世纪的历史表明，没有胡格诺派的武装抗争，不打破天主教大一统的局面，要形成这种宗教大论战是不可能的。
    3.只在法国范围内看胡格诺派的成败，没有看到他们对欧洲其他国家宗教改革的贡献，特别是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与影响。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指出：“胡格诺派对新教徒做了后来法国大革命对欧洲人民所做的一切。他们使自己的信仰闻名遐迩，他们的榜样极有感染力，其他国家的新教徒都喜欢竭力仿效法国的新教教会……法国的新教徒失败了，然而如果没有他们在那里的失败，欧洲新教教会是否能成功值得怀疑。”（注：《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第2卷， 剑桥1934年版、第348页。）
    在尼德兰，加尔文主义最初是在南部的法语区传播。1561年尼德兰出现的第一个信纲《比利时信纲》，是1559年一份法国信纲的改写本。1562年， 该改写本被译成荷兰文（注：卡梅伦：《欧洲宗教改革》（Cameron,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1568年8月，荷兰的奥兰治与胡格诺派的孔德、科里尼正式签约，双方保证相互支持。9月，法国就爆发了第三次内战。 “随后的16年中，尼德兰的起义就一直与法国宗教战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注：霍尔特：《法国宗教战争（1562-1629》，第66-67页。）
    更深远的影响恐怕还是在思想方面。斯金纳讲到，贝扎、莫奈他们的理论“很快产生了强大影响，特别是在尼德兰”。1580年西班牙重新征服尼德兰南部（比利时）后，宣布威廉不受法律保护，威廉向议会提出《辩护书》，该《辩护书》接受了胡格诺派的“关键性的结论”，而且“几乎可以断定”这是由莫奈等人起草的。一个多世纪后，人们发现，洛克“在为相同的一套结论辩护，并且在令人惊异的程度上，使用着一套相同的论据”（注：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基础》第2卷，第337-338、239页。）。
    类似的资料很多。在英国资产阶级与国王的对抗“达到危机程度时”，莫奈的《为反抗暴君的自由辩护》“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多次再版”。在格老秀斯以前，荷兰的阿尔色修斯就“发挥了法国加尔文派的反王权理论”（注：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第433、473页。）。汤普森认为，贝扎的《官员的权利》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基本法”的概念。“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许多法国学者使用了这个概念”。阿尔色修斯1603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政治方法论》对基本法的论述“占有突出地位”，并“大量引用了法国文献”（注：M.P.汤普森：《从法国宗教战争到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中基本法的历史》，第1105、1106、1113页。）。
    可见，用“贵族性”来认识16世纪法国胡格诺派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一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哪个国家不存在贵族性？），但关键是，同时也要看到其中资产阶级的作用并客观地评价这种作用。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法国宗教战争的研究似乎不断升温。近年来法国、美国等国的主要历史刊物不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有的还展开了争论，有关的论著也时有出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施努尔在1981年时就已指出：“国际学术界一般说来对法国文艺复兴，特别是对法国宗教战争和宗教战争的政治思想的兴趣不断增长。这种兴趣的产生，是由于日益意识到在17世纪里，而且也可能在当前的政治发展中，这些思想对欧洲其他国家有重要意义。”（注：施努尔：《佛朗索瓦·奥特芒》（Schnu“FrancoisHotman”）， 《近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81年6月第53卷第2期，第517页。）这也是我们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