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贝克尔受业于边疆史学派大师特纳F.J.Turner,（1861-1932），不久即成为美国“进步派”新史学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主张历史学应该为现实世界的进步服务时，贝克尔却有他本人颇为独特的史学观。贝克尔一反传统的史学观点，--即认为分析可以得出确凿的事实，而综合则可以作出客观的叙述，--他不承认脱离主观的（个人的、时代的、民族的、党派的、集团的）认识之外还有所谓客观的事实，而认为历史认识只是主观经验与见解的一种推导，一切历史理解或评价都以历史学家的主观经验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任何对客观的图象。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并非是过去的事件，而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若干陈述。历史事件早已成为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存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对它们的叙述而已；所谓历史事实无非就是人们对它们所作的陈述。
    这种史学理论代表着20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对19世纪兰克实证主义思路的反拨，它被突出地总结在他1931年12月29日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那篇著名的讲演中：《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因此他的历史思想浸透着一种浓厚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色彩，并且日愈趋向于悲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他晚年的思想带来了若干新的希望。他拥护反法西斯战争，写了不少文章，并认为人类毕竟应该是追求真理和热爱真理的；虽然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毕竟却是我们的理性发现了这种局限性的。
    在18世纪，“哲学家”（法文：philosophe）一词并非指今天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泛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宣传者。他们通常被认为是“近代”意识形态的先驱，这个时代也被人称为“理性时代”。但贝克尔在本书中却提出一种相反的论点，他认为所谓的“理性时代”远不是理性的，那批“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以新的材料重新建构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丁式的“天城”而已。这部多少是惊世骇俗的著作，与一般的传统看法迥不相侔，所以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几十年来对此书的评价也一直争论不休，以致于《美国历史评论》杂志断言本书将永远成为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我们中国读者自然也有权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于18世纪的“哲学家”们作出不同于贝克尔的评价。即使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有助於深化我们观点的著作。
    近年因迻译18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孔多塞（Condorcet）和柏克（Edmund Baurke）不免重阅此书，深感它在如下两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参考，即（一）18世纪这批“哲学家”们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和（二）20世纪美国史学的思想史研究中，美国史学中的理论思维是怎样的。本书是作者在耶鲁大学对专业工作者所作的一系列讲演，系属史论性质，故事先假定听众对有关史实已经有一定的理解，因而对有关史实介绍甚少。读者对作者的史论感兴趣的话，最好参阅一些有关的历史书籍，尤其是可以对照一下奥古斯丁的《天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