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移民之邦，从1607年始至今已融合了100多个民族成分，种族之杂糅位世界之最。进入20世纪80年代，百万计的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的移民涌进美国。他们的到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的移民浪潮使美国国内已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移民问题辩论再度在全美国范围内爆发。本文拟从美国移民辩论问题入手，考察移民辩论的历史轨迹，透视美国各阶段移民辩论的主题、论点及特征，解析美国移民辩论的思想体系。
    一
    美国学者马克辛·塞勒在其《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透视》一文中将美国历史上对移民辩论分为四个时期：殖民地时期（1720-1776年）；南北战争以前（1830-1860年）；新移民时期（1882-1924年）；东南亚及拉美移民时期（1980年）（注：转引自戴超武：《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演变（1943-1990）》（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96年，第4页。）。塞勒认为，每一次辩论必定会导致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因此他对移民大辩论时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移民政策的变化，并将这四次辩论称作美国移民政策大辩论。另一位美国学者威廉·伯纳德在其为《哈佛美国种裔集团百科全书》撰写的论文中，将美国移民政策辩论划分为五个时期：殖民时期（1609-1775年）；门户开放时期（1776-1881年）；控制时期（1882-1916年）；限制时期（1917-1964年）；自由化时期（1965年-）（注：威廉·伯纳德：《移民：美国政策史》（William S.Bernard,"Immigration:History of U. S. Policy"），《哈佛美国种族集团百科全书》（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剑桥1980年版，第486-496页。）。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有一个共性，即把移民大辩论置入移民政策制定的大框架里。但美国历史上关于移民的辩论不仅仅局限于对移民政策的辩论，还包括对经济、文化、种族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辩论。这些非政策性的主题辩论最终导致移民政策的制定、修改。然而，一项移民政策的出台并不表示移民问题辩论的终结，相反却引发一场更大的移民辩论。因此，按照移民政策的出台来划分移民辩论的时期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移民大辩论的历史轨迹。依据对美国移民辩论的历史考察，参照塞勒和伯纳德的时期划分，笔者认为美国移民大辩论共有四个阶段：独立战争前后（1720-1812年）；南北战争以前（1820-1860年）；新移民时期（1880-1924年）；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移民时期（1980年-）。四个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一）18世纪至19世纪初德国人和苏爱人的大量涌入美国，其数目之大引起美国人的恐慌，特别是德国人对德语的强烈情结是第一次大辩论的导火线。1720年以前，德国移民在形式上是以个人身份掺杂在荷兰人的移民队伍中的。来美后，由于人数极少，加之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因而他们对母国的情结及认同因受新环境的制约而未能形成一种族裔性。但在1720年以后，特别是在1740-1760年间，仅在费城码头上岸的德国移民就达6万人（注：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1745年，宾夕法尼亚集聚了约45,000德国人（注：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第58页。）。德国移民人数之大，人口之集中曾一度引起该州粮价上涨，因而导致早期定居者对德国人的不满和排斥。此间，大量苏爱人也聚居在宾夕法尼亚中部，该民族因爱打斗、酗酒而恶名远扬。虽然，德国人在气质和举止方面与苏爱人迥然不同，但由于德国人对德语的情结之深，他们坚持讲德语的习惯令操英语的殖民地居民不安。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宾夕法尼亚将在几年时间内成为德国殖民地。他们不学习我们的语言，相反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否则我们就像生活在异国里。”（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David L.Bender & Leone Bruno, Racism in America: Opposing Viewpoints），加利福尼亚1991年版，第287页。）同年，他又警告道：“我想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在议会中就需要有译员来把这一半议员的发言翻译给另一半议员听。”（注：弥尔顿·戈登：《美国社会中的同化：种族、宗教、民族的作用》（Milton 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 National Origions），纽约1964年版，第89页。）德国人的德语情结、苏爱人的恶习，是引起第一次移民大辩论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英勇作战使美国人对德国人的心理恐惧减弱。加之苏爱人、德国人与美国早期定居者在人种上相承，他们对美国的认同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速率较快，因而第一次移民大辩论持续较短，范围较小。尽管如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1798年，国会仍通过了《外侨叛乱惩治法》，以防止“国中之国”和惩罚任何对共和国的背叛行为。此后，1793年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和1812至1814年的英美战争几乎完全中断了欧洲移民潮，美国移民问题不再明显。
    （二）1820年至1880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大潮。在这场移民潮中，共有1000万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其中大部分为英格兰人，其次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兼之少量亚裔移民。依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数字，1820至1840年间移入美国的爱尔兰人达26.2万人，德国人为16万人。1841-1880年爱尔兰人数猛增到256.7万人，德国人为289.2万人（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John Isbister, The Immigration Debate: Remaking America），康乃狄格1996年版，第43页。）。美国天主教教徒也因德国教徒和爱尔兰教徒的加入，从1810年的7.5万猛增至1860年的300多万，占当年美国总人口的10%左右（注：戴尔·R.斯坦勒：《我们歌颂你：移民与美国历史》（Dale R. Steiner, Of Thee We Sing: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87年版，第101页。）。由于英格兰移民属盎格鲁-撒克逊脉系，引起这期间移民大辩论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强烈的天主教宗教观。为维护“新教”的地位，反对“异教”的侵蚀，一种“本土主义”意识在美国人中滋生。本土主义者高举“美国是美国人的”大旗，烧毁修道院，将牧师从布道台上赶走。他们对异邦人持怀疑态度，认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对“天主教”的忠诚将削弱其对美国的忠诚。他们甚至预见到天主教信徒人数的增长最终将以教皇代替美国总统。在这种极端恐外思想支配下，他们把“异教”和“异国文化”视作美国同质文化的潜在威胁。1836年，电报发明人塞缪尔·F.B.莫尔斯建立了第一个本土政治组织--“纽约本土美国人民主协会”。该组织的“反移民”立场，特别是反天主教的情绪把第二次移民大辩论推向高潮。1844年，一个新的本土主义组织--“美国共和党”成功地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麻省选出了为数可观的州级官员。这些官员及其追随者致力于“排斥移民”活动。1845年7月4日，他们在费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美国共和党”正式改名为“美国党”并通过了“反移民纲领”（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59、60页。）。这个反移民纲领的核心就是主张“美国是美国人的”（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57页。）。从1845至1855年10年间，美国党已吸收了100万名成员，其倡导的“无所知运动”将反移民情绪推向全国。1855年美国党推出本党总统候选人，但未获成功。内战爆发后，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奴隶制问题，美国党失去舆论支持，随之夭折，移民辩论浪潮也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和反移民势力的减弱暂告一段落。但美国党的反移民纲领构建了美国排外主义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