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美国四次移民大辩论中，辩论主题始终环绕五个方面展开，即人口、经济、文化、政策和伦理。人口辩论主要环绕：多数人与少数人的人口结构；人口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人口与种族。从美国移民史上看，在1880年至1924年和1980年至今的两次移民大潮中，由于移民的人数太多，人种与老移民截然不同，因而关于人口的辩论主要集中于这二次大辩论。20世纪初，盎格鲁脉系者担心美国社会的多数人的地位（指盎格鲁种族）将被新移民取代。而现今大多数的美国人则担心亚裔移民的高生育率趋势将使白人变为美国的少数人。这种“移民人口威胁论”实质上是种族主义者排斥外来移民的一种手段。本世纪初劳联主席塞缪尔·冈伯斯就抛出了“美国白种人与亚洲人的种族差异永远不会消除，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如果必要，可以诉诸武力”的观点。同时期的评论家乔治·威廉·柯提斯则把素质低的移民称作“在美国民族的血液里注水”（注：陈依范：《美国华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115页。）。
    反对“移民人口威胁论”者认为，美国的种族来源限制法控制了移民人数，移民法中的优先权条款使大批优秀移民进入美国，帮助了美国建设，移民的同化和对美国认同率的上升使移民已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因此“人口威胁”不存在。在第三次移民大辩论中，著名评论家珀西·S.格兰特在1912年4月的《北美评论》上著文，抨击美国负责苏联事务的执行秘书普雷斯科特·F.霍尔的“血统论”。他在文中大量引用当代自然科学权威人士的科学成果，以具体事例证明“融合是进步的法则”，“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126、122页。）。
    除种族主义者外，环境主义者大都对移民人口问题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移民人口增长使自然资源殆尽速度加快，环境污染严重。这种将移民人口的增长与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美国移民大辩论中的新观点。但拥护移民者认为，正是移民的大量涌入才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问题引起美国人的重视并已得到改善。
    知识界对大辩论的参与是该时期辩论的一大特色。1906年波士顿知识界发动了一场“优生学”运动，把优生基因作为科学依据，声称移民限制是保护美国种族纯洁的方法（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第267页。）。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将种族之战描述为美国日尔曼人种在混血的东南欧移民中沦陷。经济专家威廉·Z.里普利在其《欧洲人种》一书中将欧洲人种分为北部的条顿民族、中部的阿尔卑斯人种和南部的地中海人种。1908年，他依据基因理论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人种异化的危险。”1916年，纽约作家麦迪逊·格兰特在《一个伟大民族的衰亡》一书中从优生学、遗传学的角度呼吁“种族纯洁”，排斥阿尔卑斯、地中海、犹太人种，以保卫日尔曼民族的纯洁性（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第226、268页。）。与此相反，1907年犹太裔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其创作的《熔炉》剧本中将美国喻为上帝的熔炉，所有的民族在这熔炉里融合成一个新的人种（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44页。）。1915年犹太裔哲学家霍勒斯·卡伦在《民族》周刊发表“民主诉熔炉”论文，第一次提出文化多元的观点。知识界对辩论的参与使移民问题从单一的社会性论题转向学术性论题，为当代移民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史料。
    经济辩论贯穿每一阶段的移民大辩论。辩论双方主要围绕“移民劳力的质量”、“移民的进取精神”、“移民需求与劳力饥荒”、“移民与美国收入标准和生活标准”、“移民与贫富不均”、“移民与就业”、“移民与福利”、“移民与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等方面展开。在辩论中，本土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美国人的”，移民廉价劳动力把原属于美国人的工作夺走，移民是美国经济的负担。工联主义者认为，无技术移民降低了劳动质量和工资标准，最终导致美国人生活标准下降，贫富鸿沟加深。更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移民积累资金的回流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相反，大多数扩张主义者对移民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美国西部开发、铁路建设、工厂和工矿的繁荣是与移民的参与分不开的。移民的才干和随身携带的大量资金，促进了美国的发展。另有经济学家认为移民高强度劳动使劳动产品时间缩短，成本降低，消费增长，服务行业壮大，就业机会增多。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移民承担蓝领工作使许多蓝领阶层的美国人进入白领阶层，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美国本土贫富差距缩小，美国民主得以保证。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移民助长了美国本土人的懒惰恶习，致使社会闲职人员增加，国家福利负担加重。鉴于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有关移民经济辩论的话题最多、参预的人最广、辩论的时期也最长。
    语言的同化功能在学术界仍是一个争议纷纷的话题。早在1839年，宾夕法尼亚就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公立学校在拥有30%的家长的请求下可用德语授课（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289页。）。1890年威士康星州颁布了“贝尔特法”，规定公立学校一年间至少要用英语授课16周，开创了语言同化的先河。1917年，为控制东南欧和亚洲移民，美国国会通过文化测试法以阻止低质、文盲移民入美。
    在双语教育问题上，赞同把语言同化作为促使移民对移往国认同的美国人担心，如果移民保留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不愿意或无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同时，移民的母国语言的保留将削弱美国文化的同质性，因而不利于移民的同化和保证美国同质性文化的完整。美国著名作家布克·T.华盛顿在结束其对欧洲考察后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人将大批地涌入我国的郊区。在那里他们较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母国的习俗和语言，因而我们将遇到比黑人种族还要困难，还要危险的种族问题。”（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113页。）社会学家丽拉·米歇尔斯·阿奇森认为，“双语教学”将鼓励移民不忠于美国，因此她提倡“单语教育”。同时她还告诫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强大，除非他们将其民族的伟大理想同化为一种水晶般的民族文化。”（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94、95、96页。）但挪威移民、《挪威语报》编辑沃德马·阿格则认为：“没有任何站住脚的证据表明一个人因为仅会说英语便可证明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注：大卫·L.本德、莱昂·布鲁诺：《美国的种族主义：对立的观点》，第97页。）他认为外语报刊有助于英语差的移民加快美国化进程，因为这些报纸将有关美国社会的信息传给了这些移民，因此双语教育有利于新移民的同化。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双语教育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局面。1998年由硅谷巨富罗恩·斯昂提出的《教孩子学英语》的提案成为加里福尼亚1998年竞选话题。提案的目的是要彻底取消加州的双语教育。提案要求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均接受以英语为主的教育，除非他们的父母有其他特殊请求。不通晓英语的学生将被安排进“英语强化班”，培训时间通常不超过一门（注：梁文霞编译：《美国双语教育的尴尬》，《编译参考》1998年第4期。）。该提案受到自称代表移民利益的社会活动家的反对，但却意外地获得拉美裔选民和其他移民的强劲支持。《洛杉矶时报》新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84%的拉美裔移民声称他们将支持该提案，其比例甚至高于白人选民（80%）（注：梁文霞编译：《美国双语教育的尴尬》。）。移民选民对双语教育的否定使双语教育似乎走到尽头。
    在移民政策辩论中，第三次移民大辩论是移民政策大出台时期。自1882年“排华法案”开创了移民的排斥时代后，一系列移民限制法、排斥法相继出笼。1891年国会禁止弱智、残疾、乞丐、传染病患者、罪犯、重婚者进入美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1903年国会颁布“排斥无政府主义者”法案，第一次建立对移民政治观点进行考察的制度，以防止“麦金莱事件”的再度发生。1907年的《流放法》、1908年的日美《君子协定》、1917年的《文化测试法》、1921年的《移民限制法》、1924年的《民族来源限制法》，均展示了美国本土人对新移民的强烈的种族歧视和病态的“恐外”心理。
    移民伦理辩论穿插于移民政策辩论之中，但有别于政治辩论。它所涉及的辩论主题是非法移民的权力、人道主义移民政策与国家利益。这一辩论主题在第四次移民大辩论中尤为突出，特别是关于非法移民的权利辩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非法移民无权呆在美国，他们理所当然地无权享受合法移民和美国公民所享受的一切权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生而平等”，既然他们是人，他们就有权享受美国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力。人权主义者呼吁移民政策应体现“人道和人权”，但现实主义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有损国家利益的人道主义”是“非人道主义”，因它置美国人的利益而不顾。
    移民辩论的五个主题相互穿插、互为依存、互为影响，在一定前提下互为转换。因此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不应陷于一种单向的、直线的研究模式之中，它应是一种多层面的研究，同时也是一种跨历史、跨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