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外主义思潮经历了发展、复兴和达到高潮的漫长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移民本身等诸多因素既对排外主义思潮起了推动作用，也对其有制约作用。第一，当经济高速发展、劳力匮乏时，移民作为一种“劳力补充”进入就业市场后便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当经济衰退时，外来移民对本土劳力市场形成冲击。职业竞争、失业威胁使本土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憎恨情绪上升，排外思潮泛滥。第二，移民的规模、民族来源、文化构成和经济背景是排外思潮起伏的另一重要原因。从移民史上的四次大辩论来看，当移民人数过多，时期过于集中，文化背景与移住国相去甚远时，移民与本土美国人的磨擦就越大，排外主义思潮也就越强烈。特别是一些素质低的移民，他们的高犯罪率是排外运动受到美国公众认同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三，当美国社会发生变革时，排外思潮也随之起伏。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爆发，缓解了本土人与移民的矛盾，制止了两次移民大辩论中的排外思潮。而当一战后，美国“威尔逊”理想外交失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美国国内价值观的转向，则使美国排外思潮进入了一个“偏执狂”时期。20世纪80年代，受制冷战思维的美国人，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则更多地展示了“意识形态”的立场。90年代后，随着世界体系的重组，移民来源的变化，美国开始了对其移民政策的重新调整，排外思潮在偃旗息鼓近半个世纪后又有“复兴”的势头。
    与排外主义思潮同源，自由移民思潮也源自“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所不同的是，自由移民思潮的崇尚者把这一宗教观念诠释为，“帮助那些来自世界各国遭受各种宗教压迫的人民”。在早期移民始祖眼中，北美荒野的文明是他们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他们神圣理想的必要条件。他们应秉承上帝的意志，把这块土地变成“希望之乡”。他们满怀拯救世界的“理想”，相信美国的未来不仅是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移民始祖的这种远大理想随着北美大陆的不断开发和美国民族整体意识的增强而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而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信条则是这种理想的最高表现。移民始祖建立在这种“理想”之上的“天职观”把欢迎移民视作一种传播美国民主、自由的手段。他们把国父华盛顿在1783年关于“美国将敞开胸怀，不仅欢迎体面而富有的异乡来客，也欢迎那些来自世界各国和各种宗教受压迫、受迫害的人士。如果体面举止正派得体，值得享受我们的权利和特权，我们将欢迎他们前来分享”（注：马德因·琼斯：《美国移民》（Muldwyn Jones,American Immigration），芝加哥1960年版，第79页。）的演讲作为欢迎移民的底线。这种浓郁的“理想天职观”成为自由移民思潮的理论依据。如果说“天定命运”是自由移民思潮形成的一大理论源泉的话，那么另一鲜为人知的源头则来自美国19世纪末诞生的“扩张理论”。
    早在殖民时期，移民始祖的扩张意识在对印地安人的驱逐中已初露端倪，但这种扩张意识真正形成一种理论并见诸于文字则是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问世之后。美西战争后，“扩张理论”作为美国走向世界的一种“实用哲学”被美国朝野上下所接受，它把美国引出传统的孤立主义的“怪圈”，带入“全球主义”的时代。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扩张思潮”的渗透下，自由移民思潮内部分裂出两股力量：一般力量来自纯理想主义派，他们把维护移民的“自由、平等”视作上帝赋予他们的“天职”，因而不顾一切地进行维护；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现实主义派，该派成员大都来自企业、商业和政界，他们在移民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极为现实的态度，视移民为美国向外扩张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人力资源，更多地从政治、经济、商业的扩张角度评估移民对美国大国地位建设的作用。当经济扩张急需劳力时，他们便对移民的贡献大唱赞歌，呼吁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当经济衰退、劳力过剩时，他们就调转船头，加入排斥移民的行列。他们还把移民纳入意识形态扩张的框架中，如一战后的“百分之百美国人运动”和“红色恐惧”运动，冷战时期对“古巴难民”的接受和排斥。自由移民思潮中的这两股力量时而合二为一，时而一分为二。这种思潮内部的不稳定性使其在与排外思潮对峙时常常处于劣势，使得美国历史上移民大辩论多以排外主义者的胜利而结束。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自由移民思潮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期间，来自移民本身的动力也促进了这种思潮的发展。首先在学术界，19世纪末早期抵达美国的移民相继成立了各种学术组织，以维护本民族移民的利益。1886年“美国胡格诺派协会”成立，1889年“美国苏爱人协会”成立，1891年“宾州德国人协会”成立，1892年“美国犹太人历史协会”成立，1898年“美国爱尔兰人历史协会”成立（注：杨国美、黄兆群：《美国学术界关于移民、民族和种族问题的研究》，《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这些移民协会致力编写历史著作，赞颂本民族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宣扬一种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抗衡的精神。此外，20世纪初，许多移民学者个人也推出一些永载史册的族裔理论。如犹太裔作家赞格威尔的“熔炉论”，犹太裔哲学家卡伦的“多元文化论”。这些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一种挑战。其次，在政界，早期移民的从政成功使美国本土人对移民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卡尔·舒尔茨为德国移民、天主教徒，但他却在美国内战前后担任过美国参议员，联邦军将军和内政部长等职。1859年舒尔茨在马萨诸塞州竞选参议员时针对废奴问题和移民政治权问题发表了雄辩而感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演说（注：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该演说不仅对当时的南方蓄奴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也对当时猖獗的“无所知运动”的排外思潮进行了无声的批判。他的《自由与平等权利》一文已成为所有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然法典”。再次，在民间各族裔组织的相继成立和族裔报刊的发行维护了移民的权利和自由。1893年天主教徒创立了“宾夕法尼亚斯洛伐克天主教联合会”，以保卫自己的信仰自由；1897年阿伯拉罕·科汗创办了意第绪报纸《犹太前进报》，反对“语言同化”，防止丧失“民族认同性”；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建立，捍卫新移民的正当权利；1906年“自由移民局”成立，反对“文化测试”，以维护“正当移民”的移民权利和自由。
    从对美国移民大辩论中的两股社会思潮的形成、发展的原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是排外思潮的万恶之源，而如何切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疾痼”则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舒尔茨在其《自由与平等权利》一文中写道：“在这面（美国）国旗下，任何文明人类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各种信仰都受到保护，每一种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注：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175页。）至于宗教狂热，如果压制将使它兴旺，迫害将使它扎根，排斥将使它强盛，可是一遇真正的民主，它就不堪一击。因此，美国何时能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真正实现“自由、平等”，恐怕只有等待“真正的民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