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860年之前，移民主要来自德国、爱尔兰和英国，而1860年后，移民大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国及南美，主要参加美国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据美国政府统计，截至1870年，在美国淘金的华人有1.7万，占淘金总人数的11%。在俄勒冈，华人矿工占当地矿工的61%；在蒙大拿，华人占21%；在爱达华，华人占58%；在加州，华人占25%（注：亨利·石山·蔡：《中国人在美国的经历》（Tsai,Shih-shan Henry,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印地安娜1986年版，第10、11页。）。东西方的文化的冲撞使排外主义思潮再度在华人问题上狂泛。特别是1880年以后，百万计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掀起了美国移民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浪潮。新移民在人种、经济、技能、语言、宗教、教育等方面都与1880年前来自西欧、北欧的老移民截然不同，使新老移民在就业、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和积怨日增。新老移民间的种种冲突随着更多的移民入美扩展到新移民和老移民之间、先来者和后来者之间，最终演化为一场移民大辩论。
    第三次移民辩论以1882年《排华法案》为始端，主要环绕新移民展开。起初辩论局限在经济领域，但随着美国工业文明的进步、一战的结束、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建立、威尔逊“国际新秩序”理想的破灭、国内传统价值以的巨变，使美国上下笼罩在“异邦恐惧”和“红色恐惧”的阴影下。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将国内种种矛盾归结为“异邦人的渗入”，把种族歧视从单纯的对黑人歧视转向对所有新移民的歧视，拉开了对移民文化、种族大辩论的序幕，把移民辩论从表面的“经济辩论”转向更深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辩论。辩论导致了《1921年外籍人移民美国限制法》和《1924年移民法》的出笼。这两项移民法对民族来源的限额，特别是对东南欧和亚洲移民的数目限制，制止了贫困国家的移民潮，最终关上了自由移民的大门。
    虽然美国在二战后期出于反法西斯的需要，在冷战期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于1943年废除了1882年排华法案，1952年颁布了移民归化法，但均未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移民问题大讨论。甚至当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重新审视和修改，将民族来源限额制转向全球限额制，颁布了《1965年移民法》后，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也仅局限在国会辩论范围内。其缘由是：第一，从1924年至1980年美国尚未发生大规模的移民潮；第二，美国经济在二战后呈“腾飞”势头，因而引起移民辩论的最主要的“经济”因素不存在；第三，经济的繁荣。经过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社会开始对移民持欢迎和宽容态度。美国社会的宽松环境加速了已进入美国的移民对美国价值观认同的上升，“移民”已融入美国社会。为此，第三次移民大辩论的上限应为1880年，下限应以1924年为准。
    （四）20世纪80年代，数百万计的东南亚难民和拉美国家的移民、难民和非法移民涌进美国，这是美国移民史上第一次接受来自第三世界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及其难民。这一现象是美国移民政策制定者所未曾料及的。仅在1980年一年中，就有12万古巴人涌进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注：大卫·M.雷墨斯：《仍旧是金门：第三世界来到美国》（David M. Reimers, Still the Golden Door: The Third World Comes to America），纽约1985年版，第169、170页。）。与此同时，越南船民和海地难民也纷至沓来，特别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穿越墨美边境。由于他们特殊的移民身份，便利的地域条件，对母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因而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持观望态度。移民的文化孤立态势和移民数目集中、人种庞杂、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引起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再度在美国掀起。
    这次大辩论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反移民情绪来自非盎格鲁－撒格逊族裔集团，特别是1880年以后移入美国的各族裔集团。甚至那些稍早一点到达美国的美籍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对第三世界移民潮的反应也是：“来美国的移民真是太多了。”（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第56页。）其次是民意测验结果的一致性，即反对移民的无控性。1992年全国性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9%美国公民赞成取消1990年移民法，55%的人赞成在新移民法出台前冻结移民（注：大卫·赫尔：《美国未来的移民：社会科学调查和政策辩论》（David Here,Immigration in America's Future: Social Science Findings and Policy Debate），科罗拉多1996年版，第202页。）。1993年《新闻周刊》民意测验发现，60%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对美国是一件坏事，62%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夺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注：汤姆·摩根索：《美国：仍旧是熔炉？》（Tom Morganthau, "America: Still a Melting Pot?"），《新闻周刊》（Newsweek）1993年秋季号。）。1994年加州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几乎一半以上的加州人赞同对宪法中“凡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人即为美国公民”的条款进行修改，以取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美国公民资格（注：约翰·伊壁斯特：《移民大辩论：重塑美国》，第6页。）。辩论除导致《1986年难民法》、《1990年移民法》、《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及移民责任法》的颁布外，还导致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向，即从20世纪80年代对第三世界非法移民及难民的“人道同情”转向90年代对他们的一致性排斥。
    在第四次大辩论中，美国舆论普遍认为非法移民和难民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对美国主流文化造成了文化冲击波。鉴于文化影响的潜在性、无序性、长久性，有关移民的第四次辩论并没有终结，它将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兴衰、文化冲突的增减而由高降低或由低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