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观美国移民大辩论的历史轨迹与辩论主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待外来移民问题上，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排外主义思潮与自由移民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制约和容纳外来移民上各有一套理论模式，即种族优越论与自由扩张论。关于这两种思潮及其理论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追述到美国早期社会清教徒所崇尚的“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正是这一宗教观念演绎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思潮，而美国教育、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其他合力也在一定层面上促动了这两种思潮的发展和演化。
    “种族优越感”形成一种理论，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是在19世纪末欧洲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传入美国后形成的。由于当时占美国宗教统治地位的新教教徒大都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且在政府各部门占据要职，因而当达尔文进化思想与理论传入美国时，宗教界与政界人物在解释这一进化现象时肢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其融入种族和宗教信仰，形成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以服务其排斥异教和外族人的目的。在学术界，19世纪中后期的大学校园的学者大都属于路德派，崇尚“条顿理论”，认为条顿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最终源头也属“条顿民族”。这些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中常常流露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的言论。因而当进化理论传入美国后，美国学术界为之沸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菲斯克。他说：“经过自然选择，美国已成为优胜国家，已表明适合生存的美国人自然合乎逻辑地应统治弱者，即不适合生存的人。”（注：转引自丁则民等：《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另一位著名学者，“边疆论”的制造者费雷德里克·特纳虽反对“条顿理论”，认为美国的文明源头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西部边疆开拓中创立的，是一种全新的美国本土化的文明。他不承认美国文明的“欧洲渊源，认为美国早期社会是一个较好的大熔炉。“在边疆的熔炉中，移民被美国化，被赋予自由，被熔铸成一种混血的民族。它无论在特征上，还是在民族性上，都不是英国式的。”（注：费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特纳所赞颂的“混血民族”是那些于1880年前从北欧、西欧和中欧进入美国的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老移民群体。对那些1880年后从东欧、南欧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纳则十分害怕。他害怕美国原有的血缘，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高贵血缘被那些高生育力的新移民逐渐淹没。他把这个进程描绘为“旧血缘让国际劳工大军和平征服”（注：爱德华·N.萨维其：《美国历史学家与欧洲移民》（Edward.N.Savich,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European Immigration），纽约1965年版，第136页。）。由此可见，特纳所创立的“边疆论”实质上仍是一个宣扬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蕴含着浓郁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美国本土论。由于特纳的“边疆论”的这种特殊“内涵”迎合了美国社会日益强盛的“盎格鲁遵从论”的潮流，因而“边疆论”自问世后得到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认同，成为美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本土种族优越论”的观念，即“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变体，随着“边疆论”影响的日益社会化而逐渐植根于美国本土人的思想之中，成为构建美国“排外主义”思潮的理论武器。
    “种族优越论”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来自美国19世纪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共分三种形式，即正规教育、宗教体验（Religion Experience）和辅助教育。
    19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人文主义者威廉·麦古菲编撰了一套美国正规教育的教材，全称为《麦古菲读本》。该读本共分6册，由易至难，为6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在读本中，麦古菲强调教育不仅仅是教会人去读书和写字，更重要的是教会人去正确思维。麦克菲读本所体现的这种“正确思维”就是如何做一个坚信美国本民族社会价值观的美国人。此外，麦古菲读本还强调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应是一个新教徒而不是罗马教或犹太教徒。这种正规教育模式宣扬了一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强化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至上”的意识（注：丁则民：《19世纪美国教育与20世纪美国的“恐外症”》，《安徽师范大学报》1994年第4期。）。
    19世纪美国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宗教体验则从宗教角度使“种族优越论”社会化。18世纪末，美国宗教势力非常强大，其中新教为主要宗教，其教徒多为北欧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一直在美国建国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占主要位置，这对新教的发展和壮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罗马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美国政界、经济界所占的比例远不如新教教徒，因而其发展速率缓慢并一直受到新教的排斥。从19世纪起，新教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新教也统治着教育。它通过宗教形式告诫人们，世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之分”，没有“灰色”。“黑色”代表“罪恶”，“白色”代表“圣洁”，“灰色”则是我们所讲的“中庸”。这就是19世纪的宗教文化，它用含蓄的手法告诉人民，只有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文化为“圣洁至上”的“白色”文化。这种宗教文化使美国人的思维趋于简单化，因而，当他们运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审视外部世界时便产生了文化冲突。
    辅助教育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教育的另一种形式。辅助教育的机构称作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Chautauqua）（注：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把教育与娱乐结合起来，包括报告会、演戏、音乐会等，因始创于纽约州肖托夸地方而得名。）。从1890至1920年，“肖托夸”为美国边远地区编制了教育节目，每周巡回播放一次。这些节目为边远城镇的人们提供了观摩外部世界的机会，但节目的编排和播送的内容并未忠实地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相反却着力强调美国的社会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肖托夸”促使美国人深信，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美国核心文化，由此文化外延出的美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美国早期教育形式规约了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培养出一批缺乏正确地感知、欣赏和理解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美国人，一些缺乏对其他民族文化、价值、制度和宗教包容力的美国人。因此，当19世纪末数以百万计的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时，对外来文化的恐惧演化为一种强烈的“种族排外思潮”。正是在这种被“异化”的社会进化思想和美国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排外主义思潮找到了“理论”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