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过程性的流变转化状态何以能够为我们的意识所理解呢？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过程，必然表现为某种为人们所把握到的存在者于某个内在阶段上的一系列变化。这个被把握到的存在者之所以为人们作为存在者所把握，是因为有一种内在于其自身并在相对意义上使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注：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是最大的属概念，因此无法被定义。作为历史活动展开的背后制约着历史的存在，是笔者根据海德格尔的阐述所作的预设。鉴于本文旨在探讨历史重审问题，故对存在本身将不予讨论。）尽管这个使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是某种程度的领悟，但由于存在“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10]（P9）因此我们对存在的领悟状态并不妨碍我们所思考的这个存在者是由存在所规定这一事实。诚如斯宾诺莎所言：“规定即否定”。（注：斯宾诺莎这一命题虽然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提出来的，但是，认识就是用概念规定自己的对象：“存在者”。因而，“规定”的认识论意义与其本体论意义是有关联的。）规定既是对肯定的规定，同时也是对否定的规定。这样，由“存在所规定的存在者”，必定由存在的规定构造着使自己之为存在者的肯定与否定并存的结构状态。于是，过程性流变状态中的存在者也便处于肯定与否定的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之中。在上述有关处于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存在者的处境的考察分析中，我们从“过程性流变转化”中看到了“结构性交互作用”的内在意蕴，从而证明我们的意识可以通过过程性的流变转化状态的认识过渡到对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理解。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对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历史的考察分析过渡到对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实践的理解。在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中，“结构”似乎是一种无历史的静态存在者，何以从流变转化状态的意义上来理解呢？因为结构又是共时性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其内部诸构成要素的状态及诸要素间的结合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结构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这种转变是一种交互作用的过程，因为变化而使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成为绵延着的把握状态转变的内在尺度。从而，共时性的结构实质上也是绵延性的状态。这样，共时性的结构便处于流变转化状态之中，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便由于交互作用的内在性冲突超越了结构这种静态的外在形式而转化为内在质性的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
    揭示这种认识过程的意义何在呢？它是否能够导入我们对历史创造的某种启示呢？在维科看来，历史客体是人类的创造物，能否为已知的头脑认识“取决于它是如何被创造的”，而且“真理和事实相互转化”。[6]（P109）维科这一看法实际上揭示了在“理解”与“创造”之间存在着的某种联系。“创造”逻辑地蕴涵着“理解”，当然，这里的理解只能是理性视野中的目的性活动。在上述贯通着历史与实践交互作用的“感性活动”的历史重审活动的考察分析中，有关用发展着的实践理解和创造发展着的历史的问题已逐渐地呈现出来。这表明，历史与实践是具有同质性且互为对象性的存在者。实践以自己的活动过程实现着对历史的创造和对历史的限定，历史则以自己的尺度和价值规定着实践只能存在于历史的原则和意义之内。
    由于历史与实践存在着如此交融和关联的状态，因而历史重审活动的展开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了以发展着的实践理解和创造发展着的历史的过程。在过程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实践（即历史）和结构性交互作用状态的历史（即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事实表明：历史与实践具有互为对象性而存在着的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特征的意义在于：实践的活动必然是历史存在的状态，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实践展开的过程。由此看来，理解与创造只能是交互作用中的绵延性状态，历史之被理解和创造只能唯一地存在于实践这个历史的另一种话语所描述的活动状态之中。
    尽管上述论证一般地说明了历史之被实践所理解与创造的原理，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原理必须进一步回答和解决具体实践中提出的“发生在不同的外在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实践活动的‘历史’是如何相互创造的”，以及“有限的具体实践活动如何具有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的可能性”这样的疑难问题。否则，它的科学性就将依然遭到质疑。
    我们知道，不论生活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域的人们相隔多么长久和遥远，但他们都不可能在彼此完全封闭隔离和离群索居的孤立状态下从事历史创造活动。马克思曾指出，“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的人所创造的“一切历史”，都存在着共同的“前提”、“活动”、“事实”、“关系”，即“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9]（P78-81）这表明人类存在的前提就在于他们有使他们自己发生着内在联系的历史，而任何具体条件或环境下的历史创造过程都是具有质向同一性和普遍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同时，正是这种具有质向同一性和普遍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才使得那些仿佛为“过去的”或“当代的”、“这儿的”或“那儿的”等外在的时空所隔离的“历史”发生相互作用，并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成为历史或历史性的活动。于是，“外在时空也无法隔离具有内在质的同一性的历史”，实质上就体现着“历史”之相互创造着的意义。
    根据上述论证，外在时空无法阻抑历史活动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表明：历史是一个内在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着并处在无限展开着的过程之中的可能性状态，它不会为任何外在的时空尺度分割或解构，而人们作为其中的交互作用着的因素是有限性地、随机性地、局域性地存在于此种无限的交互作用状态之中。人们在其中的活动便使得处于无限展开着的可能性状态在人的有限性的、随机性的、局域性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转变着、实现着这种可能性状态，并使之无限性地将自己的可能性以人的交互作用造成的状态转换为历史时间中的存在方式，即人的历史的具体内容。于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质是：以有限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方式在无限展开着的可能性中追求自己有限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潜在存在着的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有限的实践向着无限历史创造能力展开的过程构成了度量这一历史创造过程之阶段性特征的根本尺度。换言之，有限的实践向着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展开的过程实现着有限的具体实践活动的无限的历史创造能力的可能性。
    可见，雅斯贝斯所谓“终结和开端一齐发生的变迁”或黑格尔的“前进即回溯”，实际上都可以从历史存在的本性那里获得最为雄辩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