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包括史学在内，至少应该具备两大特点：专业与学院。专业展现学术纪律与分科，而学院提供专业精益求精的环境，以及学术传承的温床。梁启超虽然不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具有专业与学院的优长，但他晚年毕竟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与清华园，曾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专攻史学。只是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声名甚大，早年就与康有为齐名，参与戊戌变法，积极从事海外政治活动，办报宣传，辛亥之后又介入民国政治，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因而作为政治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几乎掩盖了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
    然而梁启超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不仅不能漠视而且难以取代。他最早打出“新史学”的旗号，刷新历史学的概念，在史学方法、思想史、历史统计学等方面的研究，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最不幸的是天不假年，他只活了57岁，而其青壮年时代又花费太多的精力在非学术的活动上；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之秋，年逾五十，始应清华之聘，“又从事著述生涯，自觉其乐无量”。[1]（P596）可惜快乐的学术生涯为时短暂，不到四年即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元月因肾病逝世。萧公权教授曾说：“倘使天假之年，能如黄梨洲之年登八秩，则其对吾国之学术，当有空前之贡献”。[2]（P784）梁启超除未能完成空前学术贡献之外，在史学上的建树也尚有未尽之处，值得今人省察。
    史家可以开创史学的新时代，但史家本身首先必须是时代的产儿。当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欧美史家早已由学院培养，现代史学之父兰克（Leopold von.Ranke）的史学研究班（seminar）也早已于19世纪闻名遐迩，桃李满西方。比梁启超还年长十来岁的美国著名史学家透讷（Frederick J.Turner）已能在大学里接受完整的历史教育，后来也在大学的环境里完成他的史学理论：边疆对美国历史的重大影响。[3]然而梁启超却没有大学历史系可进，他接受的仍然是通才式的儒家教育，十年寒窗读书为了爬科举考试的阶梯。他毕竟聪慧过人，未满17岁时就中了举人，那是1889年，已经是19世纪的尾声。
    翌年赴京城会试虽未中，但归途在上海读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4]（P25b）使他的知识空间从中国拓宽到世界，而新开拓出来的知识空间，则最先由康有为来为他充实。康在香港与上海感受到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富丽，又从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大量译书里进入了西方的知识世界，使他大开眼界，发现中国并不是天下，而是天下的一部分，所以他不仅要把中国带入“现代”，而且还要走向“新世界”。[5]此一新世界其实是西方而非环球，因为就知识与文明而言，除了西方之外，可以说从黯淡到黑暗，因西方最先取得“现代”的火种，照亮了世界。当一个人从狭隘的知识藩篱中解脱出来，接触到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时，其震撼、惊喜、彷徨的复杂心情是必然的。梁启超对康有为给他的“震撼教育”有极为生动的描述，他将康氏打破旧学之说，比作“大海潮音”、“狮子吼”，而自身的感受则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效果是“茫茫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他因而走出“训诂词章”传统学问的象牙塔，面向崭新的知识世界，最先从康有为那里学到“史学、西学之梗概”。[6]（P25b-26a）
    若就西学而言，对梁启超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严复。严复通英文而古文底子也强，并直接将19世纪英国名著翻译过来，自非康有为间接介绍西学可比，故梁氏有云：“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7]（P80）换言之，严复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是第一位兼通中西的思想家，对其开西学风气之先，推崇备至，感念至深，可略见之于诗：“近愧真长怀少日，更惭支遁别多时；楞伽悟澈皆心印，震旦流传此导师；四海弥天留会面，松乔霄汉见奇姿；相看老凤携雏凤，愿采霜花进一卮。”[8]（P29b）美国史学家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认为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比康有为更为深远，[9]（P84）应该是很正确的。
    严复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天演论》，此书风靡一时，固然由于译笔典雅，更重要的是其社会进化论的内容。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论几乎笼罩了19世纪80年代整个欧美的心灵世界，不论哪一门学问，竞用生物概念治学，历史学界也用此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视不断演进发展为宇宙间的定律。影响所及，莫不认为既往的知识必然过时，不论是生物或社会结构都必须寻求发展，否则将被淘汰。严复在19世纪90年代就将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书译介到中国，可称及时；其影响之大，论者已多，不必在此赘述。梁启超就是读后受到最大冲击之一人，仅就史观而言，对他就有深远的影响。
    《天演论》为梁启超开启了“进步史观”（the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此一概念。“进步思想”（the idea of progress）原本是近代的产物，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虽已甚普遍，然尚未被视为普遍真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一书于1859年问世之后，将演化的假设提升到科学的层次；作为科学的演化论原与社会无关，也并没有对演化的结果作乐观或悲观的评价。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乃是将“演化”学说推向“进步”概念最重要之人，他将演化理论应用到社会与伦理的范畴，并肯定进步的乐观性格，进步也就成为伦理的基础。斯宾塞深信，进步是不断前进的过程，而人类经此适应过程以及心理的调适，一切不合适的东西都将消失，最终将享受最完美的生活，呈现出高度的自信与乐观。影响所及，到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步思想在西方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信念。[10]（P335-346）严复原来想要翻译的，就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A Study of Sociology），惜因卷帙浩繁而未果。赫胥黎在1893年出版的小书《演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正是社会达尔文学说最精要的综论，严复很可能在1895年就着手将此书翻译为《天演论》，并于数年内问世，将演化与进步的理念传播到中国。[9]（P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