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氏史学的后期
    梁启超与一批年轻学者朋友于1918年之冬，自上海乘轮船赴法国，以私人团体去参加巴黎和会，得以亲身观察大战后的欧洲。许多学者都认为，此次历时1年零3个月的欧游，对他日后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神谷正男认为欧游之后，梁氏清算西洋思想，提倡中国文化，转向复古主义。[15]（P173）此说固然错误不实。近年唐小兵说：“欧游大大改变了梁氏，变得精力十足，信心满怀，充满希望。”[20]（P174）此说也有点言过其实。梁启超对环球的希望，不过是三五十年的世界和平。[21]（P4a）从事后看，连梁启超这一点希望也都太乐观了。
    梁氏的“欧游心影”对欧洲文明并没有一般人印象中那么悲观，他说“科学万能之梦”已碎，不等于说科学破产，他还特别加注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1]（P8a,10b）他倒是受到战后欧洲知识界普遍悲观气氛的感染，当时一本畅销的哲学书就是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之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无论书名和内容都显示对西方文明的忧郁与阴沉心情。梁启超在欧洲也有亲身的经验，美国记者赛蒙氏问他，是否要将西洋文明带回中国？他说当然，但那记者叹气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并说“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他起初以为是奚落话，“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21]（P12b）西方“先觉之士”并不甚清楚中国文明，他们的寄望只是显示对西方文明的极度失望。不过，梁启超对中国文明有相当的了解，自会发现其中有可补西洋文明不足之处，因而增加信心，并希望自家文明能为战后新文明之再造，有所贡献，正可见他对欧洲、中国，以及世界文明的态度是乐观而积极的。
    就史学而言，悲惨的欧战显示人类不但没有日进文明，反而走向极端的野蛮，无疑证明社会进化论理论的破产。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承认，物竞天择最后演成以强灭弱，引发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实为世界大战的起源。[21]（P7b-8a）不过，梁氏的意思是，进化论之所以成为祸端，实由于被德国哲学家尼采（Fr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人误导所致。进化论史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类社会必定会愈进愈好，欧战的残酷正好证明文明的大倒退，那前提自然难以成立。梁氏在1923年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时，自认为对历史现象是进化的这一理论，一直“毫无疑义”；然而面对现实必须要重新修正。他承认历史发展不一定是日趋完善，一治之后可能会一乱，后人未必比前人更进化，物质生活的进化未必带来舒适与幸福，也不会很长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完全抛弃进化论的进步观点。具体地说，他仍坚持有两方面的历史现象仍然是进化的，其一是人类平等的观念，其二是人类心智所造的文化产业。[22]（P33a-34b）与他同时受到社会达尔文学说影响的章太炎，早在辛亥革命前就修正了进化论，认为知识会日进，但道德可能会倒退，称之为“俱分进化论”，并进而演成“文化多元论”，认为中国文明可自成文明，可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23]梁启超于欧战后，发现中国文明可以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而此世界文明基本上仍然是西方文明，各国的历史都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所谓“世界历史者，合各部份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24]（P104）所以他所认同的仍然是一元的世界文明，不能说他于战后已经转变成为文化多元论者。梁、章之间的文化观基本上仍然是各异的。
    梁启超欧游归国之后，不仅在政界淡出，而且在言论界的地位也逐渐由新兴的五四新知识分子所取代，遂沉潜于学院，在史学方面尤致力于清代学术史、先秦学术思想、佛学研究以及史学方法与理论等议题。其中最能代表其晚年史学思想，且能与其早年所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相提并论者，就是《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及其补篇。
    此书由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讲稿修订而成，于1922年初出版。他虽不再呼吁“史界革命”，然仍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之改革，仍欲以“国民的资治通鉴”，“人类的资治通鉴”，取代“皇帝教科书”的《资治通鉴》与为君王而写的资治通鉴。[24]（P3）他在早年的《新史学》一文中，已经提出以国民史取代帝王史的新中国通史，其实际内容详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他所谓的国民史即欧洲各国所谓的“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要写一部在中国土地上各民族“混合淳化”、“调和冲突”以及政治文化交融推移的发展史，显示他不同的史识，力图突破汉民族以及大汉沙文主义的格局。所以，他心目中“供现代人资鉴”的中国通史势必将重新界定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性格，以应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需。
    此书的体例与内容在中国可谓草创，但与当时西洋和日本已经流行的史学入门、历史研究法一类书极为相似。杜维运探此书之源，发现梁氏的研究法“对史料的阐解，对史料的分类，对史迹的论次，都有突破性的见解，都言数千年来中国史学家所未及言，其不能全出新创，而系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极为明显。”梁氏于战后到法国不可能不受到两位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arles V.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所合写的《史学原论》和一位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所写的《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杜氏且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史学原论》细作比较，“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25]（P193，195，196）两位法国学者合著的《史学原论》，其实是一本介绍史学方法的小册子（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初版于1898年，影响颇大，流传亦广，强调文献史料及其批评的重要性，基本上呼应伯伦汉于1889年出版的一本大书《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此书讲求文献之实证考订，当然可说代表兰克的史学方法，却不等于兰克的史学，伯伦汉之书就是约化兰克史学为方法论的巨著，[26]（P63-65）而两位法国学者师承之。梁启超既不通西文，必然大都借自日译本。兰克的史学方法早已在明治日本流通，兰克门下的瑞斯（Ludwig Riess）曾在东京帝大授课，帝大学生亦多有赴德留学者，其中坪井久马三于1902年所写的《史学研究法》，就很能代表兰克的史学方法。[27]（P278-79）所以，梁启超的史学方法论基本上是介绍西方的文献考订方法，不能说是他自创的史学方法，也不能说是中国特有的史学方法。如果《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必须对题，他的书名应该被解释为：如何用西洋的史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