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从进化观看西方历史，认为“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乃是历史书写的主体，“舍人种则无历史”。[16]（P33b-36b）人种结成群体，产生种界，因而有排他性的乡族、部族，以至于国族，而国族即当世之民族国家，仍然是互相竞争的局面。梁启超虽然受到康有为大同说的影响，以破除种界与国界为最高理想，但“人种问题”仍然是现实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且认为“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亦日益昌明”。[16]（P33b）梁启超将能够聚集在一起的人种，称之为“历史的人种”，基本涵义与章太炎所谓“历史民族”相同，就是说即使不同血缘的种族，也会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慢慢融合。不过，梁氏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眼光来看各历史人种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所以他认为“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迹”，就是“历史的性质”，也是“历史的精神”。达尔文观点也使他看到强大的国族，文化武力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称之谓“世界史的人种”，而当得起此名者当然只有白种人，欧罗巴文明也就成为“今日世界一切文明之母”。落后的美洲、印度、南洋群岛都成为白种强国的殖民地，因而“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权，其百分中之九十分属于白种人”。[16]（P39a,33b-34a,35a-b）他显然从西洋史事中看到剧烈的“适者生存”之过程。
    动态而又变化的进化论与竞争剧烈的现代国家观念给梁启超提供了一盏明灯，遂以此明灯照亮中国传统史学之幽，引发了彻底的反省与尖锐的批判。中国历代朝廷的循环在进化论之烛照耀下，显得迟滞不进，其故实因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16]（P26b）当梁氏《新史学》发表之际，中国仍是满清帝国，尚非现代民族国家，也无现代国民之可言。中国几千年来也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大一统的帝国。事实上，就漫长的中华帝国而言，朝廷就是国家，臣民效忠的对象也就是朝廷的主子--皇帝。梁启超说，“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16]（P26b）但问题是在帝国时代只有臣民，何来国民？当然也就没有国民的历史。欧洲有了现代民族国家而后才有民族主义史学；有了现代国民才有国民的历史。梁启超因有西方民族国家在胸，才能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与国民出现之前，提出以国家而非朝廷为中心的历史书写。19世纪西方史学重镇德国兰克的史学就是以民族国家为研究重心，盛极一时。但20世纪之初，西方史学已经不尽满意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像鲁宾孙的新史学就是针对兰克之旧而发，认为以国家为重心的历史书写太偏重政治与军事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以及兰克以清理民族国家的渊源与本质为目的的史学，已经流于繁琐，而国家也不应是治史者的唯一志趣，应该扩大视野，包括航海、贸易、城建、教育、传述、绘画、发明等社会文化活动。[17]（P8-9）所以梁启超主张的新史学，倡议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史，若依鲁宾孙看来，已经有点陈旧了。
    梁启超又从西方国史的观点，批评旧史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虽然强调群体，但并不贬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很重视，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不亚于19世纪名家卡莱尔所谓史与人不可分，而史之基乃大人物的历史。梁氏实际上是批判传统的纪传体史学，过于强调帝王将相等个人，无异“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而本纪列传又像墓志铭一般枯燥乏味。[16]（P27a）这正是鲁宾孙在他的新史学所涉及到的历史书写取材问题。鲁氏指出史事浩如烟海，史家应该写什么历史给今人看？鲁氏批评当时西方详瞻的近世史，大都是固定格式而又不关痛痒的政治叙事，甚至只是将人名地名归类，纪录了太多无足轻重的琐事（trifling details）。[17]（P2-8）梁启超就在《新史学》一文里，举斯宾塞邻家之猫昨日生子来讥嘲琐碎而又无用的事实。[16]（P28a-b）然而事实与史料之选择关切到史观，无论梁启超或鲁宾孙既然都主张史为今用，自然都反对枯燥而无甚意义的叙事，而要重视历史的趋向与观点，才能获致有用的历史知识。鲁宾孙说：“非因历史提供今日行为的前例，而是今日行为乃基于对现况的完整理解，而理解现况则基于完整的历史知识。”[17]（P21）梁启超说旧史“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16]（27b、28a）都在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缺乏观点，呈现不出历史发展的意义，以至于读史徒浪费时间，于今世毫无用处。
    鲁宾孙的新史学为求19世纪政治史的改良，以社会、经济、文化史补其不足，故也重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显然反映当时欧美国家工商业社会的日趋发达，政治史遂亦难以满足国家社会的需求，所以鲁宾孙说，所谓新史学者，乃是要“摆脱旧史的设限”（is escaping from the limitations formerly imposed upon the study of the past）。[17]（P24）梁启超的新史学无暇顾及西洋史学的改良，所关切的主要是借鉴西洋史学，中国传统史学遂成为镜中之妖，以致于宣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砍书也”；[16]（26b）又宣称“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16]（P28a-b）再宣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即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其余皆不堪卒读。[16]（P29a-b）至于论正统之荒谬、论书法之妄加褒贬、论帝王纪年之“瞀乱繁杂”，[16]（P39b-48a）岂非一无是处？因而梁启超虽在政治上要求改良调适，在史学书写上却高呼革命，曰：“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6]（P30a）
    如果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一篇宣言，显然是激情的革命宣言，而非理性的改良宣言，不仅言过其实，而且多有谬误。“家谱”、“相砍书”云云，实在言过其实。二十四史即使是家谱，并不属于二十四姓，他不经意出了基本的谬误，而此误遗患无穷。比如一位美国教授写中国通史，竟说“二十五史乃自夏至清二十五朝的历史”。[19]（P8）《新史学》显要破旧立新，然其影响，破远多于立。不过，他仍然承认中国传统史学有六大突破，并无意要全盘打倒。五四运动以后，学界才有全盘西化以及极端反传统的言论。
    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此说殊与事实相违。严格而论，科学乃指自然科学；达尔文的演化论固然是生物科学，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只能说是历史哲学，梁启超亦以求人群进化现象的“公理公例”为“历史哲学”，[16]（P32b）故绝非科学界的公理、公例甚明。梁氏也明确区分历史学与天（自）然科学的范围，前者按进化论的原理是日进无穷的，而后者周而复始，成循环状。所谓循环，不仅如天体运行之周而复始，而且可以不断试验而屡试不爽的，[16]（P30a-b）显然是自然科学的特点而非历史哲学所能。所以梁启超并无意要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上述说法只因后人误解科学的定义而起。梁氏高唱“史界革命”，呼吁民族主义史学，其精神实属19世纪之“浪漫”，而非18世纪之“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