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明显地合“演化”与“进步”为“进化”，认为所谓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11]（P1a）其认识甚得斯宾塞所说的社会进化论的微言大义：历史的发展像有机生物的成长，越来越成熟、完备，即使专制政治也会不断进化，以至达到极点。这种进化观给梁启超提供动态的历史发展观，因而他对中国历史与史学作了彻底的反省，使“进步”之烛遂照亮中国历史迟滞不进之幽。此乃梁启超要发动所谓“史界革命”的缘起，也就是要否定停滞的旧史，重写具有进步观的新史，这也就是他要写一部新中国通史的原动力。约当同时，同样受到演化论影响的章太炎，曾与人合译《斯宾塞尔文集》，也有撰写一部中国通志之志，在给梁启超的信中特别标出写通史的二大要点：“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12]（P1，167）梁启超将此函登在《新民丛报》的《饮冰室师友论学栏》中，可见两人写通史的志愿与目的略同，都包含了演化与进步思想的内涵。梁比章更为明确的是，强调民族国家的历史，认为民族国家是进步的体制。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逐渐进化为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史学盛行于欧洲。梁启超认为，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发达，文明日进，一半是史学的功劳，所以他要积极研究历史上的中国民族，指出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各族互相征服而日趋同化，得“不裂为二个以上之民族，而常集中为一个民族”，以“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13]（P1-13）梁启超的中国民族主义观显然与大汉沙文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有别，而似乎与他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相呼应，实则更符合中国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实际进程。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前，虽在学理上肯定中华民族是“历史民族”，但为了政治斗争，不得不视满清为异族而加以挞伐；辛亥之后，才力倡包括满族在内的五族共和。[14]（P61-66）
    数十年来，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颇多，有关其史学的文章亦复不少。日本学者神谷正男将梁氏史学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戊戌到辛亥为前期，民国以后为后期。他认为，无论前后期虽都以文化史为研究主题，但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15]（P74）此后，许多学者都以两个阶段为说，并大致同意梁氏史学第一个阶段以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代表，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第二个阶段则是以欧战后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作，放弃了进化史观，转而重视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诸家各有所见，然而对这两个阶段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似尚有进一步讨论之余地。本文拟专注梁启超对史学的看法与贡献、如何接受进化观而提倡新史学，以评说梁启超新史学的本质与意义，及其史学的转折与方法论的建立与本质。本文也将尽量参照中外学子研究的成果，并按梁氏原著，旁观现代史学大势，以冀对梁氏的史学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位置，并对其史学的前后期，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看法。
    论梁氏的新史学
    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参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政变后避难到日本，与康有为的关系日疏，然经由日文接触到更广阔的西方知识世界，写了一系列的史学文章，包括《中国史叙论》（1901）、《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1）、《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国专制体进化史》（1902）等论文以及若干中外人物的传记。然就史学文章而言，其重要性莫如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此文无疑可视为梁氏早期有关史学作品中的代表作。
    梁启超流寓扶桑，读书写作的时间反增，不到3年就完成了《新史学》。他的新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进化史观。他明确地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步之现象也。”[16]（P30a，31a）他用进化来界定史学，并不认为是史观的一种，而是整个史学的定义。按诸20世纪之初，凡接触到西学的中国士人，包括康有为与章太炎在内，莫不奉进化论为金科玉律，梁启超只是把进化论比较充分而有系统地应用到史学上。事实上，进化论在那个时代仍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如美国著名史学家鲁宾孙（James Harvey Robinson）比梁启超年长10岁，却比梁启超晚10年提出“新史学”（the New History），认为史学足以检验社会发展的不调，而社会发展像生物演化一样，史家必须掌握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有机联系，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17]（Pvi）所以历史须赋予现在以意义，史事乃进进不已地发展，据此发展而后能知现在，甚至预知将来。鲁宾孙的新史学无疑也是一种进化史观，他于1912年发表的新史学论文，一如当时美国“进步主义者”（the Progressives）所尊奉的，以改良为素志，视史学为改善人类的工具，强调史学应以理解当前的重大问题为目的。[17]（Pxi）
    进化史观必然强调古为今用，梁启超受到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经世思想影响，视史为今用为当然。他像章太炎一样，坚信历史是“爱国心之源泉”，[16]（P25b）也就是视史学为爱国的工具，当然把史学的重要性抬得很高，而其重要性显然实用多于学问本身。若以史为用，近世固远比古代重要。梁启超见到“泰西之史愈近世愈详”，固甚得用史之益，亦因而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重视近世史，遂无法史为今用，“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16]（P27a-b）他所谓“爱国”之国，是西方式的民族国家（State）。一个国家的国民熟悉其本国的历史，才会去爱这个国家，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发达，即因此故。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了一系列中外爱国人物的传记，如班超、张骞、袁崇焕、郑和、王安石、俾士麦（Otto Bismarck）、纳尔逊（Horatio Nelson）、罗兰夫人（Jean Marle Roland）、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及意大利建国三杰等等，而这些爱国人物都是对其国家民族有极大贡献之人，有云“国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苏国诗人卡黎尔之言也”。[18]（P59）卡黎尔（即卡莱尔，Thomas Carlyle）系苏格兰人，以《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一书闻名于世。卡氏崇拜英雄之立场实基于对群众的极度蔑视，一般群众唯有受英雄人物之领导、训诲甚至惩罚；然而梁氏虽重英雄而不轻国民群众，虽“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却不“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16]（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