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毛泽东、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了斯大林以农支工的不良后果，都适当地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并对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两者都未对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进行实质性调整。在管理体制上也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正确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可见，此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分歧，如对斯大林的评价、赫鲁晓夫对“双百”方针政治意义的歪曲等，这些阴影并未影响同盟间的友好合作。
    1958年到6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双方在探索过程中出现明显背离。在经济上，中国在“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下试图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的办法[7]（p314）。1958年树起“三面红旗”，掀起了“大跃进”、“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左”倾思潮全面泛滥。毛泽东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肯定以农支工实现工业积累，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中国的经济再度脱离正常轨道。而赫鲁晓夫继续实施经济改革，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改组拖拉机站，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见，赫鲁晓夫的改革比前一阶段有所深化。在政治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批判愈来愈严厉。从反右派斗争起，他愈益强调阶级斗争，在庐山会议上把它引入党内。与毛泽东的思路相反，赫鲁晓夫在1958年4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扩展民主”，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国家机关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应该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12]（p110）。
    由于两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上存在重大分歧，双方互相指责。中共认为苏联过分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是首先加快发展速度，计划和比例关系决不能束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13]（p579）。而苏联对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持批评态度。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的一次群众演说中，公开批评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各自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苏联嘲笑中国人民公社“喝大锅清水汤”，中国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对苏共提出的“人民自动调节”和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是搞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则反唇相讥，指责中国的政治方针是教条主义。
    由上述历史可以看出，当中苏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大致趋同时，两国关系就较为密切，而当探索道路背离时，双方磨擦增加，同盟关系明显疏远并出现危机。曾任赫鲁晓夫翻译的库里克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的。根据这个真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争论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那么，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应该指出，恰恰是在50年代，在两国发生争论这个时期，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14]可见，双方各自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所导致的政治经济方针的趋同与背离，是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
    三、国家利益及战略思想的冲突对立
    从战略思想和国家利益来看，中苏同盟分裂的过程也是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从一致到冲突对立的过程，而苏美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主要变量。
    1950年中苏结盟，双方在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共认为，中苏结盟可以打破以美国产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封锁，营造可靠的安全保障。毛泽东指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15]（p38），中苏结盟“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16]（p131），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认为同盟建立无疑使其东方安全多了一道屏障，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加强。可以说，中苏结盟是两国在冷战格局中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战略选择。
    然而，自苏共“三和”理论提出后，赫氏做起了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美梦。从1956年初开始，苏联“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12]（p85）。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1959年9月，美苏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赫氏认为这是实施其“和平计划”的第一步，便大肆吹嘘所谓“戴维营精神”。1960年5月1日的U-2间谍飞机事件和1962年下半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苏美关系两度出现紧张局面，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使双方都体验到面临核战争的危险性。1963年6月美苏两国达成“热线”协定，通过高层对话磋商以防止发生尖锐对抗或者对抗失控。
    就中国而言，从朝鲜战争开始，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的对抗之中。美国为遏制中国，1953年10月1日，同南朝鲜正式签定了《美韩安全保障条约》，把亚洲的军事同盟关系从日本扩大到朝鲜半岛。1954年9月，美国又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威胁中国。至1954年6月，美国向蒋介石提供了14亿美元以上的军事经济援助[17]（p135）。当年底，又与台湾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成为中国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和头号敌人。对赫鲁晓夫同美国谋求缓和的主动，中国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苏联驻华大使馆给国内报告称：“最近，中国的同志在中国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史无前例的、广泛的、言辞激烈的反美宣传。”尤其是“在尼·谢·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后，中国报刊上的反美宣传更多了”[18]（p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