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美武装干涉黎巴嫩，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如果不立即从黎巴嫩撤出它的侵略军队，必将自食其果”。9月，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并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美[13]（p406）。而苏则建议召开苏、美、英、法、印五国会议来寻求理智、冷静的解决办法。不同的“共产主义权威的声音”显示着中苏战略上的差异。正如苏驻华使馆发往莫斯科的报告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在当代国际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和平共处和裁军问题上”，“持有特殊的立场”[18]（p318）。
    8月，中国为打击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蒋的嚣张气焰，炮击金门。由于中国事先没有向苏联通报计划，因而苏联开始持谨慎态度，在得到中国不拖苏联“下水”的承诺后，赫鲁晓夫于9月7日、19日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任何人无需怀疑，我们将完全履行我们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19]。从表面上看，中苏是站在一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正热衷于与美搞缓和的苏共领导眼中，中国炮击金门无疑破坏了与美谋和的气氛，“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为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20]（p143）。赫曾公开表示：在紧张局势缓和以后，有必要重新检讨中苏关系。1960年6月初，苏联对中苏关系所作的评估是：“中国领导人利用巴黎高级会谈失败后国际形势恶化的机会，第一次直接地、公开地反对苏共的外交政策。”[18]（p319）在合作上，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开不与盟友在重大问题上磋商的先河后，随着互不信任的加深，同盟内相互通报，密切合作逐渐成为历史。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1958年4月，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的要求。7月，又提出建立一支“共同舰队”。毛泽东认为，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严词拒绝了苏方的要求。而且，在一向追求中苏平等的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的建议会使中国在战略上成为苏联的附庸。所以，这两件事既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是中苏战略利益走向不一致的开端。此后，这种不一致愈来愈明显。
    1959年6月，苏联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7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中国及时向苏联通报冲突真相，希望苏联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立场上，但盟友竟然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9月下旬，赫鲁晓夫结束访美途经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企图将中国纳入其国际战略轨道。中国领导人拒绝其要求后，他以教训的口气要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甚至污蔑中国“象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次年7月，苏联为压服中国，要求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于9月1日前全部撤走，并终止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苏联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拆散同盟的进程。1962年4月至5月，苏联在中国新疆进行的颠覆活动，给本以脆弱的同盟沉重一击。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在莫斯科草签了“三家条约”，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该条约并不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使苏美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其核武器，而无核国家要进行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的权利却被剥夺。这一条约显然是针对中国的[21]（p161-162），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与此同时，中苏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愈益激烈，这种争论其实是国家利益的折射，正如杰留辛所说“如果没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很难想象单纯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会演化到后来如此尖锐激化的程度”[14]。
    综上所述，当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一致时，双方就能保持同盟间的友好关系，反之，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区域性问题上，各行其是取代了往日的协调一致，相互指责代替了协商对话，同盟者从貌合神离走向分道扬镳。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追求，为此甚至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苏美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晴雨表。可以说，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四、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论争
    中苏间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之所以如此，是有它的理由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一方面试图通过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为其改革奠定思想解放的基础，通过改革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起初，中国领导人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是既有保留，也有肯定。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应作出全面和适当的分析[5]（p65）。在反个人崇拜问题上，认为“报告”对斯大林的“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秘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同时，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表示：“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22]（p32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批判斯大林的忧虑与日俱增。由认为否定斯大林必然影响到对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进而得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实质是“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模式，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至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也“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23]。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从根本上失去了对盟友的信任。
    二是关于苏共提出的“三和两全”共运理论的争论。“三和”理论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就苏联本身而言，赫鲁晓夫试图通过“解冻”来打破冷战格局，通过对话以增进苏联的安全。在此思想指导下，“莫斯科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越来越重视其自身利益，而不是坚持革命主义原则”[18]（p295），要求中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中国理所当然是难以接受的。同时，中国自近代起的苦难历程和中共的革命道路，以及当时极为恶劣的外部环境，使中共领导人的“战争弦”绷得极紧，显然无法接受“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只有用武力才能打倒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因此中共对苏共的“和平过渡”也存有异议。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中共提交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指出，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并强调：“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24]（p96-97）。1960年5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丹麦共产党主席耶尔森的谈话中说：“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宣扬和平过渡，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25]在二十二大上，苏共又提出“两全”理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而中共认为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很明显，中共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镇压职能，而不是经济职能。这就导致了两党在“两全”问题上不可调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