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追随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但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同英美等国相比，法国的工业化却呈现出发展速度慢、经历时间长、没有“真正的工业革命或起飞”等显著特点，“表现不出真正的、成熟的和自信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迹象”。在一个世纪的转变中，法国在许多方面还不及德国1871年以后40年所经历的转变那么彻底。法国工业始终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注：参见[法]弗朗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页；[英]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8页；R.R.Palmade,"French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72,P.68；钱乘旦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对此，人们多将其归因于经济（包括地理资源）、政治制度等因素，而很少注意在法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心态因素对这一进程的重要影响。（注：本文的“社会心态”是指一个社会中居民所具有的“某些品质、态度、价值观念、习惯和意向”等，参见[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现代人的模型：理论和方法问题》，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一
    适宜的地理条件，使法国一直为一个以农为本的欧陆大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人们信奉的也是反映农业社会意识的天主教。这使法兰西民族和法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安土重迁、固守传统、缺乏开拓精神、崇尚社会平等、满足于自己小农庄的小农心态。在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小农心态一直是居社会主导地位的典型心态，它严重影响着法国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是，直到法国工业革命前期，重农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仍占统治地位。
    重农主义者重视人们实际收入的增长，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会降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反对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等同起来；认为必须在人口与财富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马尔萨斯主义者也认为，经济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口的过快增长会造成资源的不足，必须控制人口。因此，在近代法国，用来对付人口增长的办法，不是像英国与德国那样用增加物质财富和革新精神来解决，而是通过节制生育以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使法国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早实行节制生育的国家，从而造成了近代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和密度偏低，没有发生像英国那样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革命”。
    在1789-1815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25%，俄国为60%，普鲁士为67%，法国仅为15%；（注：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在1800-185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了100%，普鲁士为44%，意大利为34%，法国仅为29%。（注：许洁明：《殊途同归--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0页。）这种状况表明，在西欧发生城市和工业双重革命的50年中，“其他国家都保持了各自的增长率，甚至有所增加，法国的人口曲线却在下降”。（注：[法]菲力普·潘什梅尔：《法国--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这样，在近代法国，劳动力不足，人口对需求产生的压力较小，使得工业发展缺少动力。同时，经济相对停滞又反过来影响促进人口增长的物质资源增长，经济与人口问题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小农心态的另一重要影响，是使法国人缺少美国人那种勇于开拓的传统和精神。“我的杯子很小，但我是用我自己的杯子。”（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282.）这是法国农民所一向信奉的原则，人们只满足于自己的小农庄，不思变迁和进取，更不愿接受城市的工作机会。这造成法国人口在国内各地区、各行业间的流动不大。例如，在1851-1872年间，法国农村流失人口平均每年为13万人，到1872-1911年间则减至约11万人。（注：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这同大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自由劳动力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在19世纪的欧洲，人口的流动水平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状况，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法国社会当时这种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和人口在行业间、地区间低水平的流动，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的不足，不仅影响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劳动力来源，而且造成消费品市场的长期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安于现状，而不急于向新技术和大机器工业寻找出路，即使在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压力的情况下，近代工业产品也只是劳动密集型和原料密集型产品。无论从市场需求角度，还是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近代法国人口的增长缓慢和缺少流动性都不利于工业化的启动。对此，美国学者霍夫曼认为：“法国农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愿背井离乡的习惯”；法国社会的“这种结构阻碍了向机械化工业的全面转变。结果，法国工业生产的进程不如欧洲许多国家那样迅速。”（注：George.W.Hoffman（ed.），"A Geography of Europe:including Asiatic U.S.S.R.",2nd ed.-New York:ronald Pr.,c1961,PP.300-301.）
    小农心态的长期存在，不仅影响着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社会上层与知识阶层价值观念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法国社会自古就有崇尚“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与小农心态的巨大影响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自由”、“平等”是法国社会文化的灵魂，“自由”、“平等”的观念已融入了法国人的生活之中。例如：“法兰西”一词在拉丁文中就有“自由”的含义。人们对自由的崇尚，使法兰西民族成为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但是，为法国人所无限崇尚、孜孜以求的自由却给法国工业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对自由的过分追求滋生了反工业主义的价值观。反对垄断、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占据了支配地位；大企业成为人们仇视的对象，大工厂主、大农场主和大银行家等都被视为革命与平等的死敌。在大工厂主与消费者间的斗争中，小业主与小农场主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受到特殊的尊重，而那些大实业家们却在1793年的恐怖统治中遭到镇压和迫害。拿破仑执政后于1808年颁布的《商法》还明令禁止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对中小企业实行保护。这种“博爱”精神使法国的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而且其中很多根本就不使用机器动力，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量过时的、技术落后的小企业不能及时被淘汰，从而不能形成强大的具有活力的领头企业。这既不能带动法国大工业的发展，又使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还窒息了国内工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潜力，导致在工业资本集中方面落后于欧洲其他工业国家。
    对自由的推崇和广泛的社会自由，使得反对机器与标准化生产的思想在法国工人中有广大市场，他们憎恨机器生产的快节奏和没有创造性的劳动。（注：Peter.N.Stearn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Boulder,colo,West View Press,P.46.）“大工厂不是我所理想的完美社会模式。”（注：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Third Edition,New York:Norton,1981,P.276.）对此，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工艺创造--如同在其他生活方面一样--往往都来自法国，而别的一些更为朴实、更为普通的人们，把法国产品的设计拿来使之标准化和多样化，却又表现了比法国更大的成功。在法国国民品格性质中或许存在某种东西，使法国人对于标准化的单调工作感到厌倦”。（注：[英]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