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 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
    历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如何让历史学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呢？如何让历史学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我看首先是要处理好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层次逐渐深入，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队伍日益扩大，学术空气十分活跃。但是，在 大好形势下，也隐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倾向。比如，历史著作少有人读；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不受公众重视；历史学者自己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自卑感。这些情况的出现，无不与不能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系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历史与现实是息息相关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人类从事每个时段的社会实践，无不需要以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作基础，无不需要借鉴有关的历史经验。历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与现实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为现实提供各种各样的经验。如果历史研究者从史学宝库中发掘出时代需要的资源，生产出现实需要的学术精品，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历史宝藏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历史学就会显示出勃勃生机，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引起社会的重视。
    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历史上那些有成就的史学家，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无不重视历史为当时的现实服务。中国最早的史 学家孔子，在编撰《春秋》时，详今略古，“寓褒贬，别善恶”，“推此类以绳当世”，处处体现为当时现实服务的政治倾向。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确表示，要“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他的这种治学宗旨充分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其为当时现实服务的目的更为明确。顾炎武自称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人之用。”梁启超则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这些无不表明，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乃一切有识史学家的共同主张。
    但是长期以来，在某些史学家眼里，历史学却等同于考据学，认为考据就是历史学的全部，这是一种误解。即使是一些卓有考据成就的学者也不赞同。比如顾颉刚先生，19 37年为谭丕模的《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作序时就指出：“考辩的工作，在史学上仅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究极的目的。”我的业师姚薇元教授，大学生时代编著了《鸦片战争史实考》，研究生时期又编著了《北朝胡姓考》，成为他一生不朽的两部杰作。而到1984年，他在为《鸦片战争史实考》修订版撰写《绪言》时也强调：“考订史料只是研究历史的辅助学科之一。它的目的在于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经过初步整理的材料，也只有在替历史科学服务的时候，考订工作才能显示出它的作用与意义。”可见，有些人认为考据就是历史，把考据工作当成历史研究的全部是不妥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考据可为历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考据所取得的成就，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可靠的材料供历史研究采用。历史研究者决不能就此止步，而应该在此基础上，选择那些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探索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努力为实现提 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从最常见、最普通的商品考察起，足足花了20多年的工夫，对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的各个环节都作了最全面、最系统、最精确的考究，最后写成了皇皇巨著《资本论》，阐明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 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历史研究者应该像马克思那样，把微观考察和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宏观 研究的指导下进行微观考察（包括考据），使微观考察服务于宏观研究。
    还有些人打着“纯学术”的旗帜，看不起或拒绝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提出“反对党派史学”的口号，这种观点更是错误的。学术对于政治而言，自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否则就不成其为学术研究。同时，学术又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事实上，真正的“纯学术”研究是罕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列宁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676 页）还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1页）一种学术或学术研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要为一种政治、集团、阶 级和政党服务的。那些口喊“反对党派史学”的人，实质上就属于在“反对党派史学” 的旗帜掩盖下的某个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