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出“史学运行机制”的概念，目的是想从制度层面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和运行特征作些讨论。广义的“史学运行机制”，我以为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制度化或准制度化特征的理论层面，如一定时期内为一般学术界共遵或通行的指导思想、理论范式、学术纪律、功能观和批评准则等，这是一种无形但却具有一定社会约束力的“软制度”。对此，过去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故文中不再展开。二是为维持史学正常运行所创建的各种具体设施，如现代学术系科地位的确立、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研究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学术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式与渠道，及其运转所需资金物力的筹措配备体制等，这些，同样是影响现代史学发展不可忽略的要素。本文的考察，便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
    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在科学观念的主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也经历过一些曲折和反复，其得失教训，皆足为当前的史学建设提供借鉴，很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一、现代学术布局中史学独立系科地位的确立
    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系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1]。魏晋以后，四部分类法逐步确立，于是历代相沿成习。但依据现代学术观念加以衡量，其分类法不但门类偏少，且不少学科边缘界限不清，分类无统一标准，缺乏内在的系统性。如经学中包含着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各类学问，史学也混和着天文、地理、社会、民俗诸学，都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早期学术的综合混沌特征。至于四部分类中的子、集两类，更是纯以著作外在类型为据的粗略归类，内容十分庞杂。这种状况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传统分类主要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亦即注重各类知识的源流背景而轻其现状结构所致。因此，即使南朝刘宋时一度出现过全按知识内容区分的儒、玄、文、史四学，也未能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可，宋司马光甚至还站在儒家正统观的立场上批评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2]
    晚清以降，随着西学的输入，此种封闭的知识架构和粗糙分类体系渐被打破。在“中体西用”说盛行的时代，因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西学内涵，于是在涉略“新学”的讨论时，乃不是不引入其知识分类概念以为补充。如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将各类书分作四大类，其中“学类”下著录西学著作130种，区分为算、重、电、化、声、光、汽、天、地、人体、动植物、医、图等学凡十三目，几全取西学分类法；其余政、教、杂三类下之分目，则不免中西杂陈。故自谓“未有善法”，仅“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而已[3]。次年康有为所作《日本书目志》的分类更趋西化，全书凡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门。各门下细目亦多取西法。当然，这还只是以西法施于外来书籍的分类。至20世纪初年，对西方学术分类法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新学”的范围，而是直接渗入到了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总序》中即主张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法律学、文章学这样的分类法，“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编一部新颖的先秦学术史（注：见《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而“国学保存会 ”计划设立的国粹学堂，也开出了类似的学习科目。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清廷制定的学校专业科目变化中看到这一趋势。如戊戌变法期间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参合中西学制，规定其“溥通学”科目为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等9科，另加外语（英、法、俄、德、日任选其一）；“专门学”科目包括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归此）和地理学，以及农、矿、工程、商、兵、卫生（医学归此）等十科（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在作为基础部分的“溥通学”科目设置上，尤显出较为陈旧的知识结构布局意识。而1902年公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则规定，大学预科分政、艺两科，本科分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已大致接近于西方的分科设置，以致引起了张之洞等人的不安，特将原附于文学门的“经学”抽出立为首科（注：参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60、570-571页。）。这一改变，反映了清廷依然试图维持经学作为各科主导的意图，也因此遭到了具有现代学术意识的王国维之质疑。在他看来，儒学“固非宗教，而学说也，与一切他学均以研究而益明。而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若为尊经之故，则置文学科于大学之首可耳，何必效西洋之神学科，以自外于学问者哉”！并指出，大学所定科目，尤不应将哲学排斥在外，观东西各大学之教学，无不设有哲学一科，盖人生对“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而“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故“我国大学，不特当立哲学一科，且经学、理学、文学、史学各科中，均应重视哲学知识之传授”[4]。虽然这一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到民国初年，却差不多成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识。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即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取消经学科，其原有内容分别纳入文科相关系科。而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还确定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其历史学门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西洋史二类。各专业方向下所设课程一般都在十门之上，中国史及东洋史之课程达十五六门，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注：均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