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业研究机构、学会及其他制度的运作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史专业研究机构，是“五四”以后首先在高等院校出现的（注：1912年10月，章太炎、马良、梁启超等有发起建立“函夏考文苑”之议，拟仿法国，开设研究院，下设各种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马良之《函夏考文苑议》刊于1913年1月26日、2月2日、2月16日天津《广益录》。然并未真正实现。），其中最早当推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该机构成立于1921年底，初由沈兼士任主任，下设编辑室、考古学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致力于分途搜集各项材料，并招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注：该所1927年更名为国学研究馆、次年改称国学研究所，1932年改为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2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1931）、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1932）、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1）等，也都属这种性质。至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始有国家行政当局系统的文科研究机构出现。此后，一些地方也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如1929年筹备建立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其下亦设有史学研究会，其初计划主要从事《北平志》、《北方革命史》、《清代通鉴长编》的编纂和地方考古工作。
    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为推进各项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通过这类按现代科学观念组建起来的研究机构，可以使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得到合理协调，变原来分散的个人研究为各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形成一种“集众的工作”局面，以便对某些高难度课题展开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其次，初步确立起我国现代学术发展规划的社会机制。这些研究机构一般都制定了较长远的科研计划。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后，即由马叙伦起草了一项《整理国学计画》，提出从系统整理各类学术资料和研治传统学术两方面入手清理文化遗产的计划，并规定了搜集文献和文物古器实物材料的具体方法与步骤（注：见《新教育》3卷4期，1921年。）。第三，便于动员行政当局和社会其他力量，从物质上为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研究项目建立基础。如1924年以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会组织人员先后调查了北京大觉寺、大宫山古迹、碧云寺古冢、圆明园文渊阁遗址、甘肃敦煌古迹。与此同时，还利用各种关系，向社会征集图书和古器物。1929年，又与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考古团，发掘燕下都故址北之老姥台，获得了大量古代兵器、钱币等文物（注：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大事年表》，《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版。）。尤其是中央研究院，更实施过不少大型学术研究规划，如在民族学研究及其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些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上、物质上具有相当活力的学术研究机构从中主持，完全是不可能的。
    现代专业学会的大量出现，是世界各国学术走向专业化和学科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1921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一卷二期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专就建立史学之事作了讨论。他认为，在中国，“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这样做，便于动员组织各方面的专业研究力量，分工合作，将有关研究推向系统和深入。文中，他还从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促进清史编纂及注重当代史料搜集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史学会的任务，主张“参酌西制，以为规画。至其着手组织，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其后，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等文中一再发出类似呼吁。在此前后，一些大学史地部或史学系的学生首先对此作了尝试。1920年，北京、南京和武昌三所高等师范学校的有关专业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史地研究会和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改为文史地学会），出版了会刊。1922年11月，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也成立了史学读书会，订立九条章程，规定以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史和考古学等为宗旨。
    此外，还有1927年成立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注：该会1927年成立后，一年后一度解散，至1928年秋复成立，时有会员二十余人。）和稍后的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等。上述学会中，以南高师的史地研究会组织最为完备。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张廷休、刘掞藜、束世澂、向达、王玉璋、范希曾等皆为其中 骨干。研究会先后聘请柳诒徵、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萧叔絅、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讲座等各项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会的不少会员后来成了国内史地学界的知名专家。30年代以后，此类学会出现更多，影响较大的如1932年10月北平各大学史学系师生联合发起成立的地区性专业学会“北平史学会”（注：《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载：北平史学会系由平地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所发起，经二月之筹备，业于昨日借中山公园水榭，开成立大会，到会史学界闻人及各校学生约共百余人。第一次执行会议在北海公园王龙亭开会，主席谭其骧，记录朱士嘉（转引自《读书月刊》，1932年2月2日）。），胡朴安发起成立的“中国学会”，以及顾颉刚等发起的“禹贡学会”和陶希圣发起成立的“食货学会”等。
    这些专业学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会刊。除上面提到的《史地学报》外，还有北京高师史地学会的《史地丛刊》、武昌师范大学文史地学会的《文史地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的《史学杂志》，以及《学衡》、《禹贡》、《食货》等，如果加上其他一些单位主办的文史杂志、国学杂志或各类学术杂志，数量就十分可观。通过这些刊物，大量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的专题研究论文和其他成果得以公诸于世，有的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史地学报》、《史学年报》，以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专刊和集刊等，对于学术界树立严谨扎实的治学风范，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各类学术专业杂志的纷纷出现和持久活动，不但使我国现代学术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跃，且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乃至整个学术专业化的建设，都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