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代学术分科概念不仅规定了民国时期各大学的科系设置，还直接影响到对“国学”内涵的重新认识，20年代后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几乎都将“国学”划分为语言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美术等门类加以研究。
    不仅如此，“五四”以后，在科学观念的引导下，除了对史学、文学、哲学等一部分传统学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外，还顺应世界学术潮流，引进和创立了一批现代新兴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经济学、教育学及各门自然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学术的旧格局，逐步构筑起了具有现代文化视野且门类比较齐全的分科体系 。
    而从历史学知识结构的更新看，这种现代转型的趋势也很为明显。在清末京师大学堂文学科中，史学本分中国史学和万国史学二门。中国史学门的主干课程定为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古今地理、西国科学史等十门。万国史学门除减少中国史内容而代以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和西国外交史、年代学外，近一半课程同于中国史学门。其学科知识结构明显带有中西杂糅的分类特征（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9-780、785页。）。民国初颁布的《大学规程》，则规定中外史学同归历史学门，所设课程中增加了考古学、经济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等具有现代气息的课程，只是北京大学未及时实行（注：《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第5页。）。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其文科才得以在原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三门的基础上，增设了中国史学门，虽然初时开出的专业课程比较单薄，但经过几年的改造充实，到20年代初，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史学专业理论、中外通史、历史辅助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在内的课程体系，为现代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石（注：关于晚清至民国初年学科体制的变迁情况，台湾东是大学刘龙心博士的《学术与制度》（台北，远流，2002年版）有详细的研讨，也可参阅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刘龙心撰写的第四编“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比较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特性，还可发现其内涵与外延间的变化似呈一种相互背反之现象：一方面，传统史学融天文、地理、风俗、宗教及诸人事现象为一科，内容极为庞杂，而其关注点却全在政治一隅，显得十分狭隘。另一方面，现代史学则因各种新学科的建立和学科分工的细化，其专业内涵虽较前大为缩小，然在研究视野上，却主张突破旧政治史的框架，把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从社会功能看，传统史学本兼有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地理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各种学术的职能，地位虽然显赫，担子却过于沉重。现代史学的功能则因其学科分工和自身研究特点的限制，“致用”范围已较前大为缩小。面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曾指出：“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版图 之事项--例如吾前章所举隋唐佛教、元明小说等，悉吞纳焉以扩吾疆宇，无所让也” [1]。郑鹤声也认为：“自有新史学之提倡，而旧史学之范围已日形缩减，比如昔日数 世同堂之大家庭，声势煊赫，今则各自析爨，转成小家庭。如前志所列之地理、刑法、 目录等等，皆离母体而另成一种科学，与之并驾而齐驱焉。时势所趋，梁氏（指梁启超）因创‘以收缩为扩充’之说。”[5]所谓“以收缩为扩充”，其实正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现代大学教育与史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
    现代专业人才培养制度的规范化，是使各种学术成为独立知识领域并获得持续发展后劲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自古以来，在我们这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里，一直存在着少数以修史为职责的史官，但必须看到，他们的产生途径、职能、知识结构和治史技能等，都与现代职业史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别。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在这方面出现了合乎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了通过大学或研究院的系统训练以培养史学专才的机制。
    如前所说，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我国在民国初年教育部发布的文件中已基本确立了按现代学术门类分科的布局。史学作为独立系科的地位确立后，无论在学制、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等方面都日趋规范化。如北京大学1917年初设中国史学门时，专业课仅中国通史、历史学原理、金石及考古学、民族史及宗教史、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人种学等十门不到（注：见《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年册》所载文科大学中国史学门课程表，实施于1917年下半年。）。至该年1月改订课程，复提出增加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中外地理沿革、年代学、社会学、经济学、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欧美文明史、欧美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以及欧美亚洲各国史等十余门，内容体系大为改观（注：详情可参见《北京大学日报》1917年12月2日刊《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及《教育公报》1917年第14期载《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