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现代史学运行机制中，作为维持各类科研事业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资金 筹措机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近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 私人资本雄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有不少都可通过各种民间基金会得到资助。但 在社会经济整体落后、民间资本弱小的中国现代社会，这一有限的社会文化事业支出依 然不能不靠各级政府的财政维系为主，国立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地方 政府所办研究机构固然如此，一些民间学术社团也不得不常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经费资 助，如顾颉刚等人创办的“禹贡学会”即得到过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少量资助；至于民间 私人的捐助，虽然也能对社团活动起到一些帮助，但终究是杯水车薪，难以长期为继。 这一时期能够对文化学术事业提供较有力度的资助而又运作稳定的基金，往往是一些与 国外有关的机构，如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英庚款董事会和 哈佛燕京学社等。成立于1924年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不仅对北京图书馆的建设和国内 不少大学的教学科研以及科学团体进行了长期资助，其所设立的研究讲座专任教授和研 究助学金等名目，也对一些个人史学研究项目的完成有相当的帮助，如30年代邓广铭的 辛弃疾研究，就获得过其资助。“禹贡学会”的活动也得到过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大笔经 费。而哈佛燕京学社由于得到了美国赫尔（C.M.Hall）基金会的巨款资助，更是在现代史学人才的培养、大型系列工具书的编纂、国学研究事业的开展和专业刊物的出版等方面做出了多方建树。同时，赫尔基金会提供的另一项美国国外教育捐款，还对中国的燕京、金陵、齐鲁、华西、岭南和福建协和等六所教会大学的国学或中国文化研究作了重点资助。尽管外国教会的这些文化赞助活动都有其自己的目的，但客观上，也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上述现代学术的制度建设和运作，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史学现代化 的进程及路向，其成功与缺陷，都将给今天的学术创造以莫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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