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是什么？迟至1999年版的《辞海》没有收录这一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也特指一个国 家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当代中国对国情的重视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当时曾多次强调了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教育，例如：“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P306）从1990年开始，各种国情研究的专著和国情教育的教材或辞典便应运而生。但从各种既出的著述来看，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学者们在肯定国情是由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两部分构成的同时，叙述中普遍地偏重于现实条件而忽略或简单带过历史条件；二是基本上没有对历史学与国情认识之关系的思索历程进行论述和总结。限于篇幅，本文只打算对第二个问题进行阐述。
    通过认识历史可以认识国情吗？古往今来具有远见卓识的学问家和领袖人物并没有直接认识到或概括出历史学的国情认识功能。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那 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觉得历史总是或多或少地在制约着现实的发展，认为通过认识历史便可以认识现实、更好地维护现实社会的统治以达到长治 久安的目的。因此，他们一直都很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并企图从中探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用以指导现实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的意识性和复杂性特 点，这条对历史与现实或历史学与国情认识之关系的认识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进展是缓慢的。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古代的事实借鉴
    以史为鉴，资政治世，这是古代史学的重要功能，也是史学的最早功能。在西方，古希腊希罗多德修《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波里比阿撰《希 波战争史》、古罗马李维写《通史》等，都特别强调要以史为鉴。希罗多德说他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2]（P167）修昔底德说：“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3]（P18）李维则说：“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恶罪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4]（P44）
    在中国，早在周初就已经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周文王说：“殷鉴不远，在夏后 之世。”（注：《诗经·大雅·荡》。）周公旦则说得更具体：“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 不可不鉴于有殷。”（注：《尚书·召诰》。）后来孔子修《春秋》，也是慨叹西周的“ 礼崩乐坏”而“明褒贬，别善恶，为后世之法。”战国时的商鞅在秦国确立变法政策， 是基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注：《商君书· 更法》。）的历史认识。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认识仅仅是一种借鉴历史表象的直观感性认识，还谈不上是对历史与现实与国情认识关系的探讨。
    到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才隐约地感觉到历史的成败兴坏之理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某种联系，他“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踏遍大半个中国，“网 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成就《史记》，就是要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注：班固：《汉书 ·司马迁传》。）从而使这种探讨上升到了形象思维的知性认识阶段。东汉末年曹操在许下募民屯田，正是借鉴了历史上成功的先例或经验，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注：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朝代汉朝和唐朝，它们的强大都与统治者对历史的认识分不开。西汉政权的巩固和唐初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其说是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倒不如说是他们已经窥探到了历史与现实之 间的某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仍然是事实上的而不是理论或哲学上的。如刘邦谓其大臣陆贾说：“试为我著秦何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注：司马 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唐太宗则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注：欧阳修：《唐书·魏征列传》。）唐朝开国宰相 魏征在全面、具体、深刻地总结了五代，尤其是亡隋的教训后更是指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 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注：魏征：《论时政第三疏》，见《贞观政要》卷八《刑法》。）这可以说是对“取鉴于亡国”思 想或是历史学的国情认识功能的高度概括了。事实上，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历史与现实与国情的认识都处于知性阶段，其代表作是北宋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它是司马光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注：司马光：《进通鉴表》。）而写成的，人们常引用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评议 来展示其作用，认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 ，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注：胡三省：《新 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在此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历史与现实与国情认识的关系，不过，从历史学与国情认识的关系这一新角度来看，他的评议中确实隐含着一个显而易见的 道理，即他要求人们不可不知《通鉴》、不可不知晓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否则就只能适得其反。
    此外在我国古代还出现过两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但他们并没有专门论述过 史学的功用问题。刘知几只是在《史通·史官建置》中点到说，历史“其利甚播，乃生 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章学诚也只是在讲到“六经皆史”时，说“六经皆先王之 政典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 事之实”，“义取经纶为世法耳”（注：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另外，在《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还讲过“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之类的话。这些零 散的论述都没有超出事实借鉴的范围。总之，在古代，人们对历史与国情认识的关系问 题的探讨一直停留在以史为鉴、资政治世的事实层面上，始终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