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的哲学思考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崛起，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发达，人文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使得史学家对本国或本民族的历史进行理性思考成为了可能。文艺复兴时期的 人文主义史学家们开始探讨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企图通过纷繁的历史现象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他的《君主论》一书是对佛罗伦萨八百年来的政治史和他自己十多年从政经验的理性总结。旨在告诉统治者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状态下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或决策来治理国家。后世不少学者认为那是一本坏人心术的书，但是在混乱腐败、分崩离析、危机四伏的社会状态下，你不得不承认它的有效性。马基雅弗利的另一名著《佛罗伦萨史》则以古喻今，通过古罗马和十四、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之间的对比，旨在探求佛罗伦萨不能把意大利统一起来的原因，并企图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来，不过他最后看到的还是“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5]（P51）的表面现象。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期”史学家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他们的著述，如法国孟德斯鸠的《论罗马盛衰之原因》、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 的历史》、德国施洛塞尔的《世界通史》、英国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威廉·罗伯逊的《美洲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企图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和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并用它们来指导今人的历史活动。不过他们对历史的理性思考还只是事实层面上的而不是哲学层面上的。
    西方史学开始对历史进行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始于18世纪早期，意大利的维科（G·B ·vico，1668～1744），是西方第一个试图论证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家，由 他创立的、包括康德、赫尔德、黑格尔、孔多塞、孔德在内的思辨历史哲学派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探明它的规律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与发展是大有帮助的。比如，维科在1725年发表了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发展过程，每个民族在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经过三个阶段，即“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人权时代”。只有到了人权时代，才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文化的昌盛。马克思曾经指出，他的书里“有不少天才的闪光”。[6]（P618）德国的赫尔德（J.G.Herder，1744～1804）则认为人类历史是遵循由“诗的时代”到“散文时代”再到“哲学时代”的规律发展的。但是，由于他们都从先天的原则和自己的观察与想象出发来构造历史的规律，结果都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因素，只有认识了这种因素发展的必然性，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然而，他在探索过程中把这种必然性归结为绝对精神和民族精神，从而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后来，为了批判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派代表人物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分别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P2）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8]（244）的相对主义史学观点。如克罗齐认为：“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 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7]（P2）在这里，克罗齐虽然注意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但由于过分强调了史学的现实性和服务性而忽视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在近代中国，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让它服务于现实的，当属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和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梁启超，他和康有为以《公羊春秋 》中的三世说历史变易思想确立并推行了戊戌变法，但是没有成功。当时的史学家夏曾佑就已经指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以历史为依据，没有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9]（P433～434）梁启超为了继续实现他的改良政治，在后半生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探讨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和因果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文集之九第10页。），“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 ，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第100页。）。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在经过一番艰辛的长途跋涉之后，最后宣布历史没有因果律，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只是“人类心力”之所动，最终也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英雄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9]（P496）由于既没有认清历史，也没有认清现实，梁启超自己最后也不得不宣布其改良政治的失败，说“吾今体察既确，吾历年之政治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但不知吾所谓佳种者误于别择耶？将播之不适其时耶？抑将又播之不以其道耶？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0页。）总之，中国的梁启超也好，西方的黑 格尔也罢，近代史学家和政治家都已经意识到了历史的东西对现实社会发展的种种牵制与束缚，并从理论上对这种束缚作了各种各样的大胆思索，而且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 但是，由于他们的立足点是创造历史活动的、具有强烈主观动机的人，最终不是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就是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终究没能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关系、历史学与 国情认识的关系等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