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就人物评价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彰显着历史人物评价方法论上的明显进步--思维 更活跃了，视域更宽广了，理论意识也更强了。但是，另一方面，笔者也明显感受到学 术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法上的某种理论困惑：一是对什么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缺 乏清楚的阐释，没有从根本上回答评价历史人物究竟该从何入手，怎样才能真实地判定 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地位；二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继承创新认识不够，无论是对传统 评价方法的整理发掘还是推陈出新，学术界都略显冷清，从而影响了人物评价方法的理 论深入；三是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有所冷落，尤其是冷落了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 分析方法。所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样一个老问题仍在困扰着学术界。如何摆脱这一 困扰，许多学人都在积极地思索。由此，笔者从丰厚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产生联想， 希望从古代史学家那里找到解释问题的某种借鉴。
    一、基本方法：知人论世
    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对此，孟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万章下》）孟子此说，可视为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其含义就是在对历史人物作一个基本了解时，要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衡量，在立足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评价。从今天来看，孟子提出的这一方法论原理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唯物史观认为，必须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个人的历史活动在本质上是由时代的物质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列宁也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P512）中国古代思想家当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朴素地认识到了全面了解历史人物（知人）和联系历史人物活动背景（论世）来审视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认识的深邃。在理论阐释上，中国古代有两位著名的史学家，从正反两方面间接地论述了怎样“知人论世”。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治史均要“探赜索隐，致远钩深 ”，否则就有可能产生“妄生穿凿”、“强为其说”的误端[4]（《鉴识》《探赜》）。 清代史家章学诚更具体地讲明了知人论世的路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5]（《文德》）瞿林东对此评价道，章学诚这里虽然讲的是论“文”，其实同论“人”是一致的。其主旨一是要知“古人之世”，二是要知“古人之身处”[6]。即首先要知，然后才谈得上正确的评价。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所在。
    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仅仅是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方法，很多时候也确实是按知人论世来处理的。例如，宋人洪迈对韩信、周瑜有过一个评价：“世言韩信伐赵，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则瑜未必胜。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他奇策也。”“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7]（卷5）洪迈在此批评了那种“不善观人”从而“不知人”的历史假说，认为韩信和周瑜作为古代名将，对重大战役定会有周密的思考和安排，定会根据敌方和己方情况拟出克敌制胜之策，而绝不会将胜利建筑在那种侥幸之上，“不然，何以为信、瑜”。在这种“知人”的基础上再进行评价，结论自然较为允当。又如，唐人魏徵对隋朝之“世”也有一基本分析：“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8]（《高祖纪》）结合魏徵分析的这个“世”来评价隋文帝、隋炀帝，结论自然也会中肯一些，断不致将隋亡的责任全扣在隋炀帝头上。所以，知人论世是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由此不难理解，一部二十四史，为何许多历史人物鲜活生动，且真实可信，这与多数古代史家坚持这一基本的评价方法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古代史家在以“知人论世”这一基本方法作指导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适乎时，因乎势，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按王夫之的话来说，是“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9]（卷末·叙论二）。即根据历史人物时代背景和处境形势，综合考察其思想动机和行为效果。其中，“时”和“势”是前提与基础。“时”在古代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时代、时机、机遇，有时也指趋势；“势”在古代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形势。古代史家对“时”和“势”非常重视，主要用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以柳宗元、范祖禹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解释为例。柳宗元认为，封建“非圣人也，势也”[10]（《封建论》）；范祖禹认为，“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11]（卷2），分别说明了无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古代史家多认为，“时”与“势”或者制约和影响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或者给历史人物以条件和机遇。因此，他们很在意对“时”、“势”的把握，以“设身于古之时势”[9]（《叙论 三》）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在这方面，赵翼和章学诚可以说深谙此道。赵翼在讲到陈寿《三国志·魏书》为司马氏回护、范晔《后汉书》则直书其事一事时评说：“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指范晔--引者注）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12]（《<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同样的史学名家，一个可以据事直书，另一个却“不能无所讳”，关键在于“因其所值之时不同”。对此，章学诚深表赞同。他对类似情形发表了相同的看法：“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当然不是。章学诚指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 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5]（《文德》）明确说明了“古人之世”和“ 古人之身处”之不同，故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写法；推而广之，也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行为 和历史表现。
    像这种结合“时”、“势”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在古代史家那里是较为普遍的。司马迁评价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13]（P2386），就结合了“时”来评价。《隋书》在论及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不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8]（卷64），也是结合了“时”来进行评价的。王夫之论及西汉宰相曹参因萧何之法而治的情况时说，“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9]（《惠帝》），仍然是结合了“时”来评价的。所以，适乎时，因乎势，是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