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学理论探索进程，堪称跌宕起伏，曲折坎坷。
    （一）新旧丕变：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在历 史学界，则具体表现为清除旧史观即唯心史观的影响，确立新史观即唯物史观的主导地 位。中国史学会于1949年9月就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在北京成立，由郭沫若任会长， 吴玉章和范文澜为副会长，翦伯赞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其宗旨是“团结史学界，改造 旧史学，创造发展新史学。”[2-p273]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较普遍地认为有必要以积 极的态度适应并融入刚刚开始的巨大的社会变革。1949年11月1日，由储安平创办的《 观察》第6卷第1期在北京复刊，其“本刊同人”的社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 编辑方针》，宣布“今天中国的人民，都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克勤克俭，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本社同人，将在这样一个新的认识下， 站在文化岗位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努力。” “复刊后的《观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十分软弱的。但是我们努力学习，改造自 己的意愿却是坚定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一切 先进的朋友带领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
    然而面对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全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要求，很多知识分子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为了帮助他们尽快转变观念，服膺唯物史观的指导，1950年11月1日翦伯赞在北 京《新建设》杂志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明确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立场、观点 和思想方法的问题”。他指出，所谓“立场问题”，就是史学家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研 究历史的问题。认为“贯彻着中国历史学中的正统主义的观点，就是辩护地主阶级的阶 级支配和剥削的一种历史观点。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主义。”强调 “一个史学家如果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是不能也不愿揭示历史真理的。能够指示历史 真理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给与历史以科学的 说明，使历史科学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 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 的历史观点。”关于“观点问题”，主要是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问题。这是史学家的阶 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史学家的阶级属性不同，在历史 学上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但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是贯彻着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敌对观点的斗争。”强调“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 史”，“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它的变化，必须分析由这种变化而产生 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而决不应该用偶然的因素、个人的作用乃至神的启示来代替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性。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历史 的动力归结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归结于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归结于社会 经济基础。”而“方法问题”，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学会从 历史上选择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联系到历史的全面发展去进行研究”， “要学会从阶级矛盾中去寻找历史的变革。”[2-p266～267]与此同时，范文澜建议翦 伯赞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古代部分，写几篇注释性的文章， 目的是一方面宣传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为史学界在“史与 论”的结合上做个示范。翦伯赞接受了这个建议，在较短的时间里，写了两篇论文。第 一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1950年11月16日发表于北京《学习》杂志；第二 篇题为《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次年2月16日发表于同一家刊物。[2-p273]
    应该说，对新中国的建立满怀喜悦的学者们，对唯物史观的学习确是努力以赴的，并力图自觉地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1951年，郑鹤声撰文表示：“真正的历史科学，是从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或唯物的历史理论）发见时才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3]次年，吕思勉在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学习总结中，表示“马列主义愧未深求，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一）哲学，（二）经济，（三）社会主义。近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一、二根柢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4 ]1951年7月，郭沫若谈到在史学界开展唯物史观的学习成果时，认为“大多数的历史研 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唯心史观转向新的唯物史观。”[5]1953年，刘大年在《中国历史 科学现状》一文中，也认为“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 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 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6]
    在倡导唯物史观学习的同时，还开展了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以肃清其在史学界的影响，推动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1951年12月2日，《大公报》在上海召开“胡适 思想批判座谈会”，周谷城、吴泽、蔡尚思、顾颉刚等与会者作了发言。与胡适曾有多 年师生情谊的顾颉刚，在题为“从我自己看胡适”的发言中，表示自己“现在觉悟到应 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 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 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其中1952年1月5日条粘贴有胡适的剪报，转见沈卫威：《胡适周 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50年代初，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政治性批判 ，持续了数年。其必要性，郭沫若在1954年曾有论述：“五年来，我们在思想斗争上、 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曾作了不少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是存在缺点的 。首先是批评和讨论的风气就不够旺盛。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作 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相形之下，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当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 我批评，仿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是不是真正如此呢？是 不是敌对的思想就完全肃清了呢？显然不是这样。”（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 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见《光明日 报》1954年11月8日。）嵇文甫说得更明白：“‘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思 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 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 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文学、史学 、教育、政治各方面。”[7]《历史研究》刊文强调：“流行几十年的反动‘学说’， 在许多人们的意识中存在已久，必须将它的残余彻底清除，才可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历 史科学的确立和巩固扫清道路。”[8]在这种氛围下，对胡适“反动的历史观”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有学者批驳胡适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性，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历史只是历史学家随心所欲地、支离片段地摆弄而成，这种看法，正是和实验主义的不可知论相符合的。他在宣扬杜威学说时，就曾经说过‘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这样，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之必然兴起，阶级斗争之不可避免都在这种史观之下一笔勾销了。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便是这样替垂死挣扎的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