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也是1949年以前曾探讨过的。当初，范文澜、邓拓、翦伯赞等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经历了领主所有制到地主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只是在二者的交替阶段上看法不尽相同。但侯外庐在《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皇族地主土地垄断制为主要内容的；接着，他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发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 ，指出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贯串了秦汉至明清的全部封建史。随后，他又在《新 建设》1959年第4期发表《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从而建立了独具 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侯外庐提出的理论观点，使中国封建土地所 有制问题的讨论热烈起来。韩国磐认为封建土地国有制只在魏晋隋唐时期占支配地位； 邓广铭、胡如雷、杨志玖等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李 埏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结构包括封建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 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以及残余的农村公社所有制等不容混同的形态，它们处在彼此 消长的状态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一直是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也是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
    继上述讨论之后，引起更加广泛争鸣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在1949年后的17年中，出版了100多种有关论著，在各类杂志上发表了3000多篇讨论文章，涉及农民战争发生的起因及其终归失败的原因，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农民政权的性质，以及农民战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其中，蔡美彪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发表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和翦伯赞在《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就农民战争问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引起热烈的反响，随着讨论的展开，又引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如皇权主义与平均主义问题，宗教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以及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等 ，使关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为当时的热点。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开展的。在此后十余年里发表了200多篇有关论文，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部门及影响等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说法，而在学术界 比较倾向的明代说中又有明朝初期、中期、晚期的不同观点。讨论涉及的生产领域，包 括农业和矿冶、纺织、井盐、造纸、制瓷、采煤、制糖、榨油等手工业部门。经过讨论 ，邓拓、白寿彝等多数学者认为，明代苏州的丝织、广东的冶铁、云南的炼铜等行业中 已经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翦伯赞、侯外庐、傅衣凌等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 现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市民阶级，并形成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抗衡 的社会力量。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经济史以及农业史、手工业史 等行业史的研究。
    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是在50年代中期提出讨论的。范文澜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代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认为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但没有在近代转化为资产阶级民族，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汉民族才逐渐形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范文澜的观点引出很多异议，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汉民族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而且对“民族”一词的定义和翻译的准确性展开了激烈争论，从而将历史研究与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由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很自然地将人们引导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中，并在50年代末进入高潮。范文澜、吕振羽、吴晗、岑家梧、翁独健、孙祚民等围绕着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判断民族战争性质的准则、民族间的“和亲”现象，以及中国古代的疆域和民族政权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10]
    讨论的展开和深入，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收集资料和思考问题，因而也就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引发了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相关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带动了历史学的兴旺。不必讳言，其中的缺憾也是明显的。一些问题的讨论，越出了学术范畴。1959年，尚钺的“魏晋封建说”受到严厉的批判。戴逸追述说：“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17]
    其次，无论是何种问题的讨论，都把当时人们认为的唯物史观的普遍真理乃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奉为准则，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总的说来，这些讨论都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即强调人类社会必然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框架内进行，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更无人公开质疑“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否真的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吻合，这种主题先行式的讨论，令当年一些积极参与者后来深为抱憾。田昌五忆及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时，认为存在的问题，一是分期标准的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入的、具体的、系统的分析和概括。具体而言，“过去我们是按五种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分期的，由此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形态，而社会经济形态又被归结为诸如发达奴隶制、不发达奴隶制、劳动奴隶制、家庭奴隶制、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封建农奴制、封建租佃制之类的简单概念。这样，问题就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领域，任何不同观念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材料以成其说，其不能解决历史分期问题是不言而喻的。”[18]傅衣凌在晚年申明不再使用封建社会这个名词，而称之为传统社会，并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线性发展的模式无法解释中国复杂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19]。主题先行的结果，是削足适履，曲解历史。有人认为：“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注：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应该指出，毛泽东曾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9页）。海外有人因此认为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一种“奉命史学”。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未“发明”出这种观点，而只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详可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曾主编58万余字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0]的吴承明，后来强调“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 [21]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避免的，而市场经济阶段是不能超越的[22]。事实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主要是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23]。由此展开的讨论，其科学性自然大成问题。邓广铭曾参加过当年“五朵金花”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在《文史知识》1994年第8期的一篇访谈中，他为当年史学界几代学者在所谓“五朵金花”的论战中浪费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深感惋惜和痛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