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这样严峻的政治性批判浪潮（注：据唐弢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 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唐弢：《春天的怀念》，《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转见沈卫威：《胡适周围》，第7页。）），史学 界几乎众口一辞，表示完全接受并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20世纪末，有人回顾这段历 史，认为长期以来，胡适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在历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建国后 针对胡适观点开展大规模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虽然其间存在着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 史学观点与史学方法混同的偏颇，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对于促使人们世界观与方法论的 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建国初期大力宣传历史唯物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 ，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10]。而在轰轰烈烈、昂扬振奋 的同时，一些问题被忽略了或掩盖了。强调思想转变的速战速决，令一些学者无所适从 ，深感苦恼。1952年10月22日，顾颉刚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了心中的郁闷：“今马列 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 ，实不知其可。佛家有‘渐悟’，有‘顿悟’，渐悟者由学问来，顿悟则学问充积，一 旦豁然贯通。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 之语耳……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 伪之顿悟耳。我想，凡真正能作学问者，当必承认我言。兄谓‘思想与环境不能融合是 一痛苦之事’，诚然。”[11]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无端的猜疑，伤害了一 些知识分子。1951-1952年结合院校调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发动起来的 群众，在炽热的斗争气氛中，哪怕是虚无飘渺的问题，也可以无限上纲上线。”1948年 应哈佛大学之邀前往美国讲学的燕京大学的聂崇岐，因1948年底，“战火已迫近北平城 廓，深恐战火隔绝，有家难归，同时他的事业又在燕京，由此决定提前回国。事情就是 这样简单。但运动中有人竟向他提出何以如此匆匆回国，究竟肩负什么使命的问题。纯 属子虚乌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曾使叔父（指聂崇岐--引者）这样一位自尊自守几十 年、性格耿介的学者感到极度困惑、彷徨……经过半年的磨难，风暴终于过去。叔父苦 闷、沉默好一阵子……不过他的积郁、苦闷主要还是通过他的敬业精神逐步解脱的。” [12]一些以往经历较复杂的学者，从此谨小慎微。何兹全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建设，但由于以前与国民党及“《食货》派”的关系，面对扑面而来的一系列政治 运动，心存顾虑，举步四顾。他后来回忆说：“我这十多年来（指1950至1965年--引 者）的偏向是争取红，忘了专。我满脑子想的是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我意识到共产党 对过去的事，自己有了认识的可以不究，但再犯就要从严。我解放后的心情一直是勤勤 恳恳工作，战战兢兢做人。书念不念事小，政治上不犯错误才是存亡问题。”[13]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着力宣传的唯物史观，主要来自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实际上只要细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便可发现号称由斯大林亲撰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个概括，距离马克思本人的唯物史观何等遥远[14-p13 ]。唯物史观的精髓，恩格斯曾有清晰的陈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5]承认这个简单事实，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社会历史，就唤作唯物史观。用最扼要的语言表述，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50年代中国大陆宣传的唯物史观，强调的重点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陈垣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学习体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才能真正获得历史知识，真正懂得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6]
    （二）“五朵金花”：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
    唯物史观宣传、推广的同时，很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它去解答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和讨论最热烈的是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这五个问题，人称“五朵金花”。这些问题讨论的展开，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有联系。
    “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6年提出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已提出了。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有关。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张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说，形成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派。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注：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1日。另据刘大年的回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康生在怀 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其中举的一个事实，是谈陈伯达 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 ：‘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 主席提出的”，时在1953年10月。详可参见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 ’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五朵金花”的讨 论广泛、热烈。
    首先展开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焦点集中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上。这个问题早在30年代就因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讨论过，但真正从学术角度进行深入讨论则是1949年以后的事。1952年郭沫若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运用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系统阐述了战国封建说。他的观点引起热烈争鸣。赞同者有白寿彝、杨宽、吴大琨等。反对的人也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范文澜、翦伯赞、杨向奎、徐中舒、王玉哲、王亚南等的西周封建说，有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的魏晋封建说，以及以李亚农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等。虽然讨论的结果至今仍未取得一致，但各家都深化了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