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态势下，正常的学术探讨已无法进行。1956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进行政治陷害（注：据已经披露的资料，中共中央于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时，毛泽东已发觉这几年党内假话、大话、空话成风，就是不敢讲实话，因而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后果。这时他看了湘剧《生死牌》，对剧中“南包公”海瑞发生了很大兴趣。他看完剧后，借阅了《明史·海瑞传》，于次日的上午，即在大会上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会后，他又嘱胡乔木，找人写文章，宣传海瑞精神。胡乔木就找到了吴晗，向他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于是，吴晗先写了《海瑞骂皇帝》，由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出。又写了《论海瑞》，同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张传玺：《翦伯赞传》，第481页）。至于写《海瑞罢官》剧本一事，据郭星华回忆在1966年3月与吴晗谈话所记：“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写《海瑞罢官》这一剧时，吴晗同志对我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郭星华：《书生本色，太史奇冤--<海瑞罢官>写作经过纪实》，《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在姚文元的笔下，《海瑞罢官》是利用历史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受贬斥的彭德怀翻案的影射之作。1965年11月29日、30日、12月2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 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戚本禹的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是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在他看来，历史学仅仅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为它作一点注释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必须根据某种政治需要去改铸全部历史[29]。
    在随后到来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历史学遭遇灭顶之灾，沦为政治斗争的奴婢，客观存在的历史被任意歪曲、捏造。今天有这种需要，就可以这样讲；明天有那种需要，又可以那样讲。历史上的同一个孔丘，可以用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又可以拿去攻击邓小平。同一个历史上的秦始皇，可以斥责翦伯赞肯定秦始皇筑长城的作用是“美化帝王将相”、“诬蔑劳动人民”；又可以在大讲儒法斗争时，称颂秦始皇是“地主阶级的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法家的代表”、“千古一帝”。历史被随意摆弄，根本破坏了历史科学，也根本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30]。应该指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人不顾身处逆境，勇敢地进行史学理论的思索，顾准是其中的佼佼者。1973年，顾准在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认为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31]。然而，顾准的思考和见解，当时根本无法公开发表，只能以私人读书笔记的形式留存。
    （四）冰雪消融：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迫害知识分子、摧残学术的“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才告结束，它给史学界造成的灾难极为沉重。痛定思痛，“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人们就开始反思。1978年6月至11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 们的思想大解放，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空前活跃。黎澍曾回顾说：“解放以来，政治运 动频繁，动辄卷入漩涡，不但与学术无关，甚至连政治也是捕风捉影的空话。比较起来 ，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有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文化大革命’结 束以后。”[32]学者们对诸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等一系列 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979年，齐世荣在武汉大学的一次发言中指出：“史学与政治不 可能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总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定政治环境下的人，他自觉不 自觉地受政治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要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最大 的政治服务，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要有使命感。”他认为， “对于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大的政治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 务，我们要为这个最大的政治，根据史学本身的特点去服务，而不是把每一篇文章去和 每一项现行的临时的政策去对号。”[27]戴逸指出，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现实由历史 发展而来，历史学从根本上说要服务于现实。历史学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对现实不发生 任何作用就失去生命力而将萎缩消亡。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 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历史的， 都是对过去经历的经验总结。“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中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 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今天和未来。但是，为现 实服务，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 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 推动人类的进步。任何以现实需要为藉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历史 的歪曲和篡改。历史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精神，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33]。如何认识唯物 史观的指导，有学者认为历史本身就是历史，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 史，以往却是很多人在没有理清历史事实以前，就急于作所谓的评价，包括政治的评价 和道德的评判，其结果自然是损害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他强调，纵览诸说，“我仍然 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有助于我看清历史是怎么回事。但我也不拒绝吸 取别家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方法论与世界观没有必然的联系。”[14-p357～3 58]吴承明也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 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34]正如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的，“马克思 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 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5]“文化大革命”结束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理 论的新探索，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和科学精神的背景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