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乍暖还寒：历史学的困境与歧途
    主要围绕着“五朵金花”的讨论，并未将史学理论及史实问题的探讨逐步引向深入，着眼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作为史学的主要功能被强调。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列举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十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他强调：“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25]同年，陈伯达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史学界和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掀起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浪潮，强调打破王朝史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26]。在实际的教学和科研中，学者们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特别强调历史要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强 调历史要为每一阶段的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服务。但是现行的具体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而研究现当代的学者就得紧跟，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对这点，越来越觉得非常不好处理。具体地说吧，1949-1959年这十年，必须学习苏联，不仅政治一边倒，学术也是一边倒，教世界现代史就必须随时和《联共党史》对号，你不能和它不一样，否则就犯政治错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在1960年，就有一次检查教学上的修正主义的运动，这时候，你按苏联学者讲的东西又都是修正主义观点了。所以1960年搞教学检查时，世界现代史的教师受的批判最多。等到了文革时候，中国现代史的教师挨批又最厉害。这是第一大困难，就是老得跟着政治形势走，基本不可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否则动辄得咎，如“雷海宗先生说奴隶社会不一定普遍都有，就成右派了。”[27]这种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导向，压抑了学者们独立思考的积极性，形成众口一辞的沉闷局面（注：诸如“新中国是通过新式农民战争创建的，原本被摈斥在史学大门之外的农民，一夜之间就被奉为我国历史的主人而载入史册，其实这一史学上的巨变只是政治变动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农民史在我国的出现，不仅直接以中国农民战争史命名，而且，研究的旨趣全在发现和颂扬农民的反抗性和进步性，一味颂扬农民战争”（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60年代初，情况有所好转。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作了一些调整，其中如何估计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成为中共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而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中共中央对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基本估计。陈毅也在广州会议上宣布应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28]。受此鼓舞，学术界直抒己见的气氛渐浓。王元化曾追述，50年代末期，紧接着一次又一次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之后，大跃进的暴风雨席卷了中国大地。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性，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移山倒海。这种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乌云，它所带来的痴迷和狂热，倘非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当意志大喊大叫去征服自然的运动刚刚开场，大自然对无视理性的盲目、愚昧、狂热，就加以惩罚了。其后果就是历史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饱经苦难之后，一些学人对于唯意志论感到切肤之痛。首先，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的理论。虽然它马上被当作修正主义而遭到批判，但在60年代为期短暂的学术活跃时期，它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块，激起一圈圈涟漪，向四面扩散开去。哲学界展开了科研方法的讨论，史学界对农民战争性质作出了新的估价，文学方面掀起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代文论研究，连一直沉默的心理学也发出了声音……这些富有生气的理论活动，给学术界吹来阵阵清新的微风。但是，没有多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一声号召，风云突变，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注：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由毛泽东提出的。1962年8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9月在北京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还在《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写进了这样的话：“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467页）。）。
    于是便有人在史学界发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此前，翦伯赞曾在1962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指出“我们过去曾经流行过‘以论带史’的提法”，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史料的统一”。他还认为研究历史问题，应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很快他就遭到攻击，《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发表关锋、林聿时合作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批判翦伯赞的主张脱离了阶级观点，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1963年第4期《历史 研究》发表的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指斥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李秀成是叛徒。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各研究所负责人及学部所属刊物负责人，讨论戚本禹的文章。周扬同意与会者发表的主要意见，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接着，又由刘大年主持，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出席者有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与会者批评了戚本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作法，还提出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一定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座谈会的报道很快写出，并立即送中宣部。中宣部又反复推敲、改定，大致是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说了他的一些缺点，大意是说他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此稿正准备送各报发表，毛泽东却已对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做出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支持。此消息传出，形势顿时大变，上述准备见报的座谈会新闻稿停发，周 扬也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驳不了。”[2-p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