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诠核得中”[4]（《鉴识》），就是要追求真实、准确。这里所说的“真实”，主 要是提倡一种精神，即恪守史家如实直书、“书法无隐”的职责，像春秋时期的良史--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兄弟那样，即使遭遇生命之灾，也不苟且阿容，仍然如实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准确”，主要是讲求方法和态度的正确--在史料搜寻和事实分析上，要力求做到“探赜索隐，致远钩深”[4]（《鉴识》）；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要尊重事实，历史地、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及其表现，不偏激、不阿谀、不隐讳、不党同伐异、不以一己好恶来审视历史人物，一如章学诚所说：“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5]（《史德》）
    所谓“察其始终”，即从整体角度，贯通地对历史人物予以评价。整体性思维也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讲求时空上的横涉和纵通（横涉指寻求“究天人之际”， 纵通指寻求“通古今之变”）。通过纵横的探索来正确把握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这种思维方式渗入到历史人物评价中，即通过总体考察来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朱熹有一段话，形象地道出了这一思维方式的特点：“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18]（《力行》）所谓“先看他大规模”，就是先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进行审视，然后再作具体分析，得出结论。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采用这一评价方法。秦始皇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对其暴行，司马迁借贾谊的评析毫不隐讳予以了揭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奋勇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13]（P286）但从历史发展整体审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疆辟土，建章立制等巨大功业以及对历史的巨大影响上考虑，司马迁又对其作了充分肯定，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13]（P686）明确说明秦始皇“成功大”，嘲笑秦始皇者是“不察其始终”即未作整体考察之缘故。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对五代时的权相冯道的评价，也采用了同样的评价方法。冯道在五代时期历仕几个皇朝，且一直身居高位，这在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和深受理学影响的正统论学者看来，自然是气节有亏、道德品行有问题，因而都对其大加挞伐。但赵翼从冯道一生的情况考察，从冯道所处的整个社会背景考察，发现冯道在当时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尽自己所能维护社会稳定，协调民族纷争，保护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功的，故对其作了充分肯定--“至于历仕数姓，有玷臣节，则五代之仕宦者，皆习见以为固然，无足怪”[12]（《张全义、冯道》）。这样，既给予了冯道这一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又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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