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
    真正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启示和认识作用、开始科学地探讨历史运动的规律并且功绩卓 著的，首推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 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10]（P650）马克思则说得更具体，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 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 头脑。”[10]（P603）后来恩格斯也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 [11]（P402）在这里，马、恩的论述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历史与现实是一脉相承、 不可分割的，要想认识现实认识国情，只能先研究历史；二是人是既定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人们创造历史、发展现实只能在既有的历史基础上进行，要超越或丢弃历史条件， 那是不可能的；三是从历史上承继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传统（如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等等），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因此，对现实 的认识、社会的决策，不可能置历史于不顾。当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工人运动失败之后，为了寻求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依据和指导思想，马克思开始了对古代 和近代东西方历史演进过程的全面研究，结果揭示出人类历史是依次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说：“大体说来，亚细亚 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12]（P82～83）并据 此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由此而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
    当然，唯物史观还只是一种普遍的或抽象的、科学的历史哲学，而不是具体的发展策略，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 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寻找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3]（P450）事实上一百多年以来，正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引导着 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从而既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更体现出了历史学在认识现实、认识国情、指导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正是在接触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并结合研究了多方面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之后，才找到中国革命赖以生存和继续发展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则因为没有找到而使得中国革命大受挫折），由此而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领导着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直至建立了新中国。在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不论是从事实到理论还是从学习到研究，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视的。对此，他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说到：“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4]（P498～499）而且，也正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情”这一概念（另据周真林在《 新时期国情教育的地位与任务》一文中认为，是李大钊在1914年最早使用“国情”一词的，参见《成都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他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4]（P596）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篇从古到今、从历史到现实认识当时中国国情的、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力作。所以，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对当时“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和对现实的了解也“若明若暗”的现 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本国历史的学习与研究，说“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4]（P755～759）
    四、结语
    反思历史，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国情的认识这个问题上，从最初预感到两者之间有关系到后来探究两者之间有哪些关系到最后确认现实其实就是历史的延续，人类在漫长的探索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前者超越、后者忽视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即国情）而损失惨重。在今天，国情是由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两部分构成的观点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过分强调现实条件而忽略或简单带过历史条件也是不争的通病。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的通病，主要还是在理论上对历史学与国情认识的关系认识不足。我以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认识国情，主要并不是因为国情是由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两部分构成，而是因为现实条件中的绝大部分是历史的条件或者说都是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条件。由于对历史条件（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个性和价值取向等等）认识不足，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不是处处受到历史的制约和束缚，就是在不断地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 和闹剧。因此，要想对现阶段中国国情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识，还有大量的历史条件等待着我们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