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官设置很早，相传夏朝、商朝即有史官，周初的史佚，春秋时期的董狐、南史，更是闻名史册的人物。现存的《竹书纪年》，据学者研究，是战国后期魏国史官撰成的编年体史书。封建朝廷诏令史官修史，则发轫于东汉初撰修《东观汉纪》。此后，设馆修史制度逐步形成和确立，成为古代之朝政大事，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周书》、《隋书》以后，绝大多数都是朝廷设局监修，而储存历史资料极其丰富的《明实录》和清代各朝实录，也都是史馆撰修的成果。故私撰（如《左传》、《史记》、《通鉴》等）和官修，是中国史学发展之两大支流，共同汇成浩渺的史学长河。但以后很长时间内，我们对官修史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国家启动纂修《清史》这一大型文化工程，也启发、促使我们对历代设馆修史的功过得失作认真、系统的探析、总结。笔者的初步认识，首先应着重从三个方面作总结、阐释：（1）古代设馆修史制度对于保证历史记载连续不断，促进中华文明保持其强大的传承力、生命力、影响力具有重大的意义；（2）设馆修史制度又保证了各个历史时期，哪怕是战乱频仍、朝代更迭迅速的特殊年代，也能及时记载史事，储存了丰厚的成果；（3）古代设馆修史所完成的各个朝代的“正史”，大多具有“一代全史”的价值，其负责主纂的学者有统筹全局、综理推动勘定之功，预修的史官除完成其承担的篇章外，在商讨体例、各献专长和坚持直笔等项也都作出了贡献。当然，封建时代的设局监修也有多种教训和缺陷。本文因限于篇幅，仅就其最末一项，也是对当前纂修大型《清史》最有直接借鉴作用的几个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主修者综理总揽之功
    历代“设局修史”均属史臣集体修撰成书，然史书之撰成，必有主修或起主要作用的史学家。以受诏“监修”的大臣而言，也不尽是“署名而已”（如北齐监修《魏书》之平原王高隆之，后晋时署名监修《旧唐书》的刘昫），也有在实际上能起到重要作用者。一部有价值的史书的产生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负责主修或总纂的史家必定在制定体例、确定范围、广搜史料、裁定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亲自撰稿、审定书稿等方面发挥其主导和决定的作用。历代官修正史，因是在封建政权“监修”下产生的，其内容、体例、书法或议论必然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病，以往的论著总是指摘其舛误者多，而对其书之艰难修成，特别是主修者综理总揽之功探讨分析不够。此不惟未能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亦不利于从以往的史学实践中总结出有益的编撰经验。本节为论述的方便，对设馆修史综理主持者的成功做法归纳为四项，并举要论列。
    （一）确定有关全局的记载内容和篇章设置，撰写序、论或总论，畅论历史治乱兴衰教训，提高史书的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
    令狐德棻是唐初大规模修史的发起者。武德四年（621年）他任起居舍人时，向唐高祖建议撰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为唐高祖采纳，于武德五年诏令修史，当时即任命令狐德棻修《周史》。但因建国伊始，条件并未具备，历数年未见 成效而罢。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敕修五代史，“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 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 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1]（《令狐德棻传》）故令狐德棻既主修《周书》，同时又在五代史总监修房玄龄、魏徵 之下，负统理协调之职。这使他对修史更有全局眼光，并以此指导如何确定《周书》记 载的内容。赵翼《陔余丛考》对此有重要的评论：
    《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棻所撰也。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亦先就正 于德棻，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棻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 核对，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 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北史》虽亦兼记邻国之事，然 有书有不书者[2]（P119）。
    《周书》中作为政治、军事、民族、外交大事总纲的“本纪”，能兼顾南北朝对峙、东西魏（其后是北齐、北周）分立的复杂纷繁局面，将这一时期中“迁革废兴”的形势清楚表达出来，无疑正是令狐德棻作为《周书》主编和全部五代史协调统理者的精 心安排。在此之前，魏收《魏书》修于北齐，只叙述北魏、东魏，而不及西魏（魏收以东 魏为正统，西魏为僭伪）。令狐德棻则在《周书·文帝纪》中详细记述了西魏的 军国大事，故《周书》的记载范围实则包括了西魏、北周。“这样，《周书》所述西魏 史事乃成为后人了解西魏一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了”[3]（P165）。
    令狐德棻又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主修《晋书》。据《唐会要》载，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来济、陆元仕、李淳风、李义府等“分功撰录”，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朝、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4]（《修前代史》）。《新唐书 ·令狐德棻传》云：“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 决焉。”《晋书》于贞观二十三年撰成，共计132卷（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 ，载记30卷，及序例、目录各1卷）。修《晋书》成，德棻因有功擢秘书少监。另 有记载说：“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4]（《修前代史》）。若此，则可理解为《晋书》 由敬播初拟体例，令狐德棻负责裁定。关于《晋书》的评价，《旧唐书·房玄龄 传》有云：“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 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这段 评论本来称其瑕瑜并见，而且首先肯定其“甚为详洽”。可是后来却瑜为瑕掩，论者一 提《晋书》，无不以“诡谬琐碎，好聚异说”目之，而罕及其成功之处。这种看法有失 公允。实际上，《晋书》仍是官修正史中较为成功的一部。我们可举出最明显的几项：（ 1）设三十“载记”记述十六国历史极有创造性。东晋与十六国政权并立，错综复杂，如 何处理，成为修晋史的难题。史书中设“载记”，原见于班固等撰《东观汉纪》，以之 记载平林、新市、公孙述史事。《晋书》创造性地运用来记载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 叙事极有章法，被称为“简而不漏，详而不芜”。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三十篇载记详细 记述了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活动以及民族间经过斗争达到融合的史实，尤为可贵。（2） 二十篇志中设置了《食货志》，记述内容突破了起于西晋立国的限制，上承《汉书·食 货志》，从东汉和三国时期写起，显示出史家重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史识，且在一定 程度上填补了《续汉志》中缺《食货志》和《三国志》无志的缺陷。（3）《晋书》又多载 有用之文，如《刘宝传》载《崇让论》，《裴頠传》载《贵有论》，《李重传》 载论九品之害，《陆机传》载《辨亡论》，《傅玄传》载兴学校、务农功疏，《江统传 》载《徙戎论》等，都是一代重要论议，再现出晋时期政治、社会、民族、学术等方面 的特点，极有助于探究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4）《晋书》在历史叙事上也颇有特色， 如赵翼所论：“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 劲，迥非魏、宋二书可比。”[5]（P152）所有这些，都说明令狐德棻作为《晋书 》主编对全书篇目、内容、体例“取决”的正确和统观全局的非凡史识，及其对修改、 润色、定稿所起的重要作用。
    《隋书》的修成，当时即号称良史。《旧唐书》载：“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1]（《令狐德棻传》）又云：“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1]（《魏徵传》）故魏徵是《隋书》的主编，又是唐初修五代史的总撰。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突出体现在他为《隋书》撰写的多篇史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