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之《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本为敬播所修，颇详直，后许敬宗擅作修改，唐高宗时发现后，又令史臣刊正。武后时，刘知幾、吴兢修《则天皇后实录》。刘知幾不惧武三思的压力，敢于坚持直笔。吴兢书张易之诬魏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张说为证。说先已许之，赖宋璟力阻，始对武后谓元忠无此语。后张说见 《实录》已将事情经历悉书，于己不利，乃嘱吴兢改之，兢反诘曰，如此何名实录？故赵翼甚重视此事，明确肯定“刘、吴二人修实录尚存直笔”[5]（P343）。韩愈所修《顺宗实录》能据实记载，但事涉宦官干政擅权，故招致非议。唐文宗诏史臣路隋刊正。据《旧唐书·路隋传》载，路隋奏云：周居巢、王彦远、李固言诸臣皆谓不宜修改。而宰臣李宗闵、牛僧孺谓史官李汉、蒋偕皆愈之婿，不可参撰。臣独以为不然，愈所书本非己出，自元和至今无异词，但请示其甚谬者，付下刊定可耳。乃诏摘出贞元、永贞年间数事改正，余不复改。《宪宗实录》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曾重修。据《旧唐书·李汉传》载，时李德裕当政，于李汉所修实录书其父李吉甫之事不加掩饰，德裕大不满，乃借口李汉是李宗闵党予以贬逐，重修实录。及唐宣宗即位，又诏《宪宗实录》乃不刊之书，李德裕擅作窜改，夺他人之美事，为私门增光，乃诏崔龟从等重加刊正，乃成《宪宗实录》之定本。北宋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时，于嘉祐四年（1059年）上奏，切陈当朝日历时政记所载：“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者，皆设而不书。”他直言其主要原因，即由于现行皇帝亲阅日历的做法造成史官不敢据实直书，“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不可得也”。同时，他建议对懒惰失职或记载讹误的史官实行处罚，“乞每至岁终，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修撰官纪录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者，奏行责罚”[17]（卷12）。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起居郎胡诠也上奏要求诏准“记注不必进呈，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18]（《胡诠传》）。他不怕招来谤议，大胆陈言，希冀有效地实行史官独立记载不受干预的制度，以保证史官确实能履行“君举必书，善恶必录”的职责。
    三、教训和缺陷
    在封建时代，设馆修史的重要意图之一是为加强朝廷对史学的控制，不论对当朝史或前代史，都要由官方裁定褒贬史事、臧否人物的标准，皇帝诏命的监修、总裁、刊修官执行的就是朝廷的意旨，史臣如何思考、如何撰写，都绝对不能逾越。故封建时代官修史书是同史家的独立见解，如司马迁所追求的“成一家之言”、范晔所揭示的“激浊扬清”、刘知幾所提倡的“独得之学”直接相对立的，史学家的进步史识和自由思想必然受到严重的桎梏。封建社会的时代局限和史官的阶级局限，也必然造成历史记载存在大量的夸饰、隐讳和失实。历代官修正史的体裁形式，其总体格局也是代代相因、缺乏创造，如章学诚所激烈批评的，“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19]（《书教》下）。纂修前代史是项艰巨、复杂、细致的文化工程，事件、人物、制度、社会情状等等千头万绪，史料繁复纷纭，加上众人分工、分头撰写，这一切都要求在统制、协调上有周密的措施，做大量有效的工作，然而在封建时代是远远不能达到的。故古代设馆修史必定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病，兹择举若干事实并略加申论。
    一是权臣监修，庸才而寡识，却对撰修工作乱加干预，或组织调配无方，专横跋扈，令史臣无所适从。当刘知幾在史馆任职时，武三思之辈炙手可热，对负责修撰实录、国史的史臣横加干预。同时，朝廷中不同政治势力集团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及官僚门阀世家之间以国史记载作为光耀门庭、显示社会地位的手段，也都严重影响史官做到秉笔直书。为此，刘知幾愤然辞去史职，并对史馆存在的弊端加以抨击：
    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13]（《辨职》）。
    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13]（《忤时》）。
    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13]（《忤时》）。
    窃以史置监修，虽古无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傥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13]（《忤时》）。
    韩愈任史职时，正是宦官专擅朝政、为祸极深之时，面对邪恶之徒播弄是非、造谣生事，也使他承受巨大的压力，故云：“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后世乎？”[20]（卷2）
    二是成于众手，缺乏有效的检核协调机制，造成歧误、重复，或体例不相统一。《旧唐书》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而对唐后期的记载却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1]（P2），还存在一人两传等现象。如杨朝晟在列传之七十二和九十四有两传，王求礼在列传之五十一和一百三十七也有两传。像这种因纂修组织工作粗疏低效而造成内容、体例上诸多舛误，《宋史》、《元史》同样明显。《宋史》在史料剪裁、史实考订、全书体例结构等项也有许多缺陷，被称为繁芜杂乱。元初修《宋史》系以宋人纂修的国史为依据，宋代国史对北宋记载特详，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修撰者据以成书，未再下工夫采撷史料，故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甚不协调，书中还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顾炎武曾指出，《元史》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两传，可见修史之草率从事。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对此也多有指摘，《宋史》中李熙靖既见于列传之一百一十六，又见于二百一十二[5]（P516）。这些都是因组织不严密、缺乏认真核查把关所致。列传编排上的缺陷还可追溯到更早，魏晋至唐初门阀制度盛行，以一门数代皆任高官要职相炫耀，故魏收《魏书》、李延寿《南史》和《北史》均采用以子孙附其父祖的立传方法，此也属体例之失当，史书成为门阀世族的家谱，致使“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阅一传即需检数朝之史，宋子京以为简要，其实转滋瞀惑”[5]（P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