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乃于至和元年（1054年）诏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撰修工作。欧阳修首先作了明确分工，由宋祁专门撰写列传，本人则带领史局中吕夏卿、范镇、宋敏求、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撰修纪、志、表，并负责全局工作。因分工恰当，职责明确，史局工作为之改观，修史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其时，主撰欧阳修在都城开封，宋祁在外地，两地修史，为了沟通信息，商定重要体例，欧阳修曾专派精于义例的吕夏卿到郑州与宋祁“商较同异”[7]（卷28）。如何“商较”和解决，我们现仍能从《新唐书》相关的纪、志和传中找到一些线索。武后既立纪又有传，二者并非重复，而是各有分工，各有侧重。又如赵翼所说：“《旧书》有祖孝孙、傅仁均、一行传，《新书》祖孝孙事具《礼乐志》中，傅仁均事具《历志》中，一行事具《历志》及《天文志》中，不另立传。《旧书》不为施敬本、卢履冰、王仲丘、康子元立传，事具《礼仪志》中。《新书》增立施敬本等四人传，皆取《旧志》之文而成，《礼乐志》因而从略。”[8]（P159-160）
    《新唐书》中志的部分多达50卷，内容很有特色，在欧阳修主持下，对此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修史以志书为难度最大，此乃历代史家的共识，为了使《新唐书》志的部分内容丰富而详确，欧阳修曾于至和二年（1055年）奏请派编修官整理官府所藏唐及五代奏牍案簿，奏疏云：“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所修《唐书》新制（一作志）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9]（卷181）朝廷准其所请。后来吕夏卿所撰《唐书直笔》恰好论述了《新唐书》志的部分因资料精确价值而高于《旧唐书》：“《唐书》著于五代幅裂之际，成篇迫遽，殊未详悉，故有诏纂辑十余年矣。今广内藏书之盈，传记可以质据者；得大衍、景福之历，而律历志可完矣；得职该《六典》之书，而百官志可完矣；得开元曲台礼、《郊祀录》，而礼乐志可完矣。”欧阳修又对志的篇目设置和内容安排作了很好的裁定。根据时代特点，《新唐书》创设了一些新志，即《旧唐书》所无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记述唐代府兵制的废置得失，《选举志》记述唐代科举取士、官吏铨选制度。再就内容的特色言，“《食货志》较旧志增加了一倍有余，更多地保存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史料。《地理志》详述了唐朝地理沿革、州县等次第，记载了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状况，补充了不少旧志所没有的资料。《历志》的篇幅增加最多，几乎超过旧志的三倍。它记载了唐代八次改历的历法，特别可贵的是保存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义（历法理论）。《艺文志》比旧志增加了很多书目。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唐人文集就增多了五百余家”[8]（P139-140）。欧阳修还编制了一些新的表谱，如《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其中，《宰相表》反映了唐代宰执名号、员额的多变，《方镇表》反映了唐代特有的“方镇之患”，《宰相世系表》反映了诸臣“务以门族相高”的士族制度的余风。这些新制的表，与欧氏在其所撰《新五代史》中所设《十国世家年谱》在纪传体史书编纂上有共同的意义，即“恢复了马、班以来长期为史家所忽而不为的史表”。“自此以后，宋、辽、金、元、明、清诸史，无不编制史表，可见欧史影响之深。”[8]（P138）在宋祁原先在局撰史的基础上，经欧阳修受命主撰之后七年的努力，至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全书完成，共225卷（其中宋祁撰修的列 传部分150卷），得到朝廷的嘉奖。
    元修宋、辽、金三史也曾经历长期迁延的过程。其后，负责都总裁的宰相脱脱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终于促使修史工作得以有效进行，成为历史上的佳话。
    辽、金、宋三朝本各有本朝实录或国史。辽史在辽时已有耶律俨本，在金时又有陈大任本，这是辽史旧本。金主九代大都撰有实录，金亡时，累朝实录被降元将领张柔载归北去，后交元朝史馆。加上金末文人元好问所撰《中州集》、《壬辰杂编》及刘祁所撰《归潜志》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宋亡后，历朝国史、实录计两千余册，由元臣董文炳悉数解运到元都，贮国史院，此为宋史旧本。这些半成品或史料，即是元修三史的凭借。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请修辽、金二史，诏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天统监修。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到元末至正年间，迁延达六十年，修史终未有效进行。其主要原因为“义例”未定。关于义例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仿《晋书》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于宋史；另一种主张仿《南史》、《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为此而争议不决。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元顺帝诏令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决定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各修一史，至此才最终结束长期停顿的局面。都总裁以下，又设铁机塔识、太平、欧阳玄、揭傒斯等为总裁官。遴选史臣分撰三史：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等撰修《辽史》；沙剌班、王理、伯颜、费著、赵时敏、商企翁等撰修《金史》；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王思诚、张谨、贾鲁、余阙、危素等撰修《宋史》。至正四年三月到至正五年十月，三史先后告成。计《辽史》116卷，《金史》135卷，《宋史》496卷。宋、辽、金三史卷帙浩繁，成书甚速，虽各自存在错漏，但三史各自记载了各朝历史的基本面貌，修成一代典册。其中《宋史》内容丰富，《金史》则向被称为叙事详核，条例严密，文字简洁，于三史中为最佳。此项大型文化工程实与都总裁官脱脱的努力分不开。脱脱以其识断解决了“义例”的关键问题，促使三史迅速修成，堪称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对中国文化所作的一大贡献。
    （四）主撰者对成于众手的史稿精心修改、审定，使之成为内容、体例、文字上互相协调的一代典册
    《明史》的实际撰修工作始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历时五十余年。前后参加修撰的学者约有百人，中间诏令任监修、总裁者几次更换。历经时间如此长久，预修的史臣如此众多，最后能成一部332卷的巨著，被称为取材丰富、文字简洁、体例比较严密，在历代官修正史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实有赖于负责主撰者万斯同、王鸿绪之力，而以万斯同贡献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