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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8)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河北学刊》 陈其泰 参加讨论

三是回护不实,徇情曲笔。《周书》的列传有不少地方明显地夸耀门阀贵显、虚饰祖宗功绩。《周书》的主撰令狐德棻之祖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尤其是唐朝帝室和唐初大臣,也大多为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因有这种政治背景,《周书》在编撰上就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即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且要大力赞叹“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便设法为其在周代的祖先立传,并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如,“杜杲并无多少值得记载的事迹,但他却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家是关中头等门阀,唐朝谚语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周书》没有杜家的传,不是‘缺陷’吗?因此特为杜杲立专传,但由于事迹实在不多,只得把他出使陈朝的一些无谓的应对之辞塞进传中,以充篇幅。萧詧是梁朝的宗室,为了争夺帝位,不惜勾结西魏军队进攻梁朝的疆土,导致江陵十余万人民沦为奴婢的惨祸,自己卑躬屈节,充当西魏军监护下的傀儡皇帝。而书中竟给他作出‘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这样与本人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的评语。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个萧詧是唐朝另一个宰相萧瑀的祖父”[21](P3)。刘知幾在《史通·曲笔》篇中,早已严词贬斥这种爱憎 由己、徇情曲笔的行为:“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 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 ,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薛居正《旧五代史》也因照抄实录而对人物多有虚美隐恶,不可尽信,清代王鸣盛对此有切中要害的批评:“实录中必多虚美,而各实录亦多系五代之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今薛史以(朱)温为舜司徒虎之后,令人失笑。又言生时庐舍有赤气,熟寐化为赤蛇,居然以刘季等话头作装缀。他所载禨祥图谶颇繁,非得之实录者乎!”又说:“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22](卷93)如石敬瑭向契丹主自称“儿皇帝”,《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却加给了他“旰食宵衣,礼贤从谏”,“能保其社稷”的美名。桑维翰是首先提倡投靠契丹军事贵族集团的,《旧五代史·桑维翰传》却为他开脱,说“和戎之策,固非误计”,赞美桑维翰是“效忠”后晋的“社稷臣”。故学者指出,这类虚假失实的记载和评语“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是《旧五代史》的重大缺陷”[23](P10)。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各朝多本宋朝所遗留之国史,国史每每依据各家事状碑铭一类记载编缀成篇,这些家传、表志的特点是有善者则尽量夸饰,有恶者必设法隐讳,据此以修国史,其是非有不能据信处。“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如《李纲传》中靖康围城之役,李纲本与姚平仲共谋劫营之事,遂遭失败。但据传中所述致败之责任全在姚平仲,李纲并无责任。“此事本载纲所著《靖康传信录》,史馆即据以立传也。”[5](P501)契丹首领阿保机之兴起,据欧阳修《新五代史》记载,原先契丹各部族实行八部迭相更代,轮流掌权的制度,独阿保机凭其势力强盛不肯遵行,自号为王,并以计诱杀八部大人,此书又载于《新唐书》,两处所载相合,当是阿保机实情,但《辽史》中却对此隐而不载。“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5](P585)赵翼又指出《元史》中诸多记载不实处:“《元史》亦多回护处,非明初修史诸人为之著其善而讳其恶也,盖元时所纂功臣等传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录成篇耳。如《阿里海牙传》,历叙其戡定湖广之功,而占降民为私户及征占城失利等事,则概不叙入。”[5](P659)
    四是匆促成书,将原国史的特定称谓或格式照录下来,造成明显的疵病,或者将所据史料任意割裂,颠倒位置,致使叙述史实不相连贯,乃至记载失误。《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元初修《宋史》,多依国史原本稍加排次,而未细加考订,故有任意割裂之病。赵翼对此也举出了很典型的例证。如宋朝国史《牛皋传》本附在《岳飞传》后,故有一段总叙岳飞的功绩。《宋史》既将《牛皋传》独立,却未将这段总叙移至岳飞传之后,致使此处失于累赘不合章法,彼处又失于缺漏,“此徒以意为割裂,而未及订正之失也”[5](P499)。再者,《宋史》中的《袁彦传》、《张保续传》均载刘仁瞻降,此为薛居正旧史之误。但欧阳修《新五代史》已辨明刘仁瞻不降,实为别将刘以仁瞻病笃诈为其书以降者,所以,特列仁瞻于《死节传》,“今《宋史》袁彦等传尚云然,岂元人修史时,并欧《史》亦不检对耶?”[5](P512)《元史》也因编撰时间极为短促而造成内容、体例上的许多谬误。如编撰者误把不同皇帝的后妃领取岁赐的名单统统当作同一皇帝的后妃处理,“以致在《后妃表》中将儿媳、曾孙媳、玄孙媳妇当成平列的妻妾”[24](P4)。至于译名不相统一、年代史实乖误之处更多;因此《元史》一直为后人所诟病。相比之下,清代用了六十年时间修成《明史》,对体例的商讨、安排比较周密,史料的剪裁较为恰当,文字的修订也较充分,故质量远高于《宋史》和《元史》。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3]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5]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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