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在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第一次下诏修五代史，即强调称修史的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令狐德棻传》），首先就是要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当贞观三年（629年）魏徵主修《隋书》之时，离隋朝灭亡只有11年，隋朝从强盛局面到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迅速覆亡的历史场景仍历历在目。故贞观君臣动色相戒，随时以隋亡的教训儆己戒人，警惕不要重蹈隋朝灭国的覆辙。魏徵主修《隋书》，对史论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作为全书总纲的《高祖纪》、《炀帝纪》两篇，都撰写了长篇史论，深刻地从治国方针、帝王性格、君臣关系等项分析隋朝短祚灭亡的原因。《高祖纪》的后论说：高祖（文帝）初年，由于实行“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的政策，使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晏如。“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6]（《高祖纪》下）《炀帝纪》后论中，更以犀利有力的笔触，剖析隋炀帝贪狠残忍、剥削无度、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的个人性格和内外政策，致使一个强盛的皇朝在十四年中顷刻覆亡的历史教训：
    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6]（《炀帝纪》下）。
    由魏徵亲自撰写的史论，极具时代意义地显示出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反思历史的特点，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大大提高了《隋书》的思想价值，使之成为官修史书中很有特色的上乘之作。
    （二）苦心经营擘画，从搜集史料做起，克服巨大困难，以蒇其事
    五代后梁龙德年间，史馆便酝酿要效法唐初撰修前朝史的成法，开始了修唐史的运作。但首先即遇到史料缺乏的困难，因唐朝史料经过安史之乱和唐末大乱而造成大量焚毁散失。自唐高祖至代宗尚有纪传体的国史记载，德宗朝亦存实录，武宗以后六代，仅武宗朝尚存实录一卷，余皆无之。故如何竭力搜集唐后期六朝的史料，便成为撰修唐史的先决条件。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史馆奏请令天下有记得会昌（唐武宗朝）以后公私事迹者，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辞藻，凡内外臣僚奉行公事，关涉制置沿革有可采者，一并送官。后唐长兴年间，史馆又奏，唐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等处，购募野史，及朝报、日历、百司簿籍，一律上进。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野史，亦命各列姓名以赏。明宗从之。又闻得成都有本朝实录，即命官员前往寻访，最后只得九朝实录。
    历后梁、后唐均因史料缺乏未能撰修唐史的难题，至后晋赖宰相赵莹擘画运作，才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后晋天福五年（940年），诏令赵莹监修唐史，史臣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众、李为光共同修撰。赵莹在组织人力、分工发挥同修者的作用，尤其是搜集史料上苦心经营。赵翼对此论之颇详：
    莹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正史。贾纬丁忧归，莹又奏以刑部员外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修。莹又奏请据史馆所缺唐书、实录，下敕购求。况唐咸通中，宰臣韦保衡与薛（蒋）伸、皇甫焕（燠）撰武宗、宣宗实录（又光化初，宰臣裴贽撰僖宗、懿宗两朝实录），皆因多事，并未流传。今保衡、裴贽现有子孙居职，或其门生故吏亦有纪述者，请下三京诸道，凡有此数朝实录，令其进纳，量除官赏之。会昌至天祐，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党，有《武宗伐叛》之书，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凡此之类，令中外臣僚有撰述者，不论年月多少，并许进纳。从之[5]（P340-341）。
    故《旧唐书》的撰成，相较于北宋初又征集到唐代大量史料之时，所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而赵莹为监修，总揽全局，推动、组织此项修史工程终于完成，功劳极大。如赵翼云：“此事赵莹为监修，综理周密，故莹本传谓，《唐书》二百卷，莹首力焉。”[5]（P341）诚为笃论。
    （三）针对迁延多年、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作出果断的决定
    北宋初，君臣对《旧唐书》的修成不满意，认为它在史料上、体例上、叙述史事上都有许多毛病，乃有重修唐史之举。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枢密使贾昌朝建议重修《唐书》，于是诏令建立书局，由翰林学士宋祁、翰林学士王尧臣、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大理寺丞范镇并为编修官。宋祁于史职颇为尽力，在局六年，多所撰述。以后即连续出任毫州、郑州等地官职，近十年中皆以史草自随。其他预修者都进展不大。宋祁也因史事迁延而苦恼，于皇祐四年（1052年）上疏要求朝廷派宰相监修《唐书》，以统制 全局，裁定褒贬，商榷订正，保证修史工作的有效进行，疏云：
    臣先奉诏修定《唐书》。是时贾昌朝罢执政，丁度以参加知政事嗣总其任。度比罢免，而书局不解。今度不幸薨谢，臣又远守边郡，本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至今编撰迟延，纪、志俱未有草卷。诚恐书无统制，诸儒议论不一，淹引岁时，欲望朝廷许依前例，以宰相监修。窃以一王大典，垂法千古，今功且垂成，而其间褒贬是非，出史臣等，须藉当国大臣商榷订正，为斯文之重，庶书成行远，无愧前人[7]（卷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