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府府丞李培元在《沥陈大局实在情形请速筹切实办法折》中则这样说：“今奉省年荒民困，重以兵灾，田不能种，归无所栖，苟不急图，内乱将作。”（11）这里所说的“兵灾”，最主要的，当然是指日本侵略军野蛮残酷的烧杀抢掠。不论是旅顺口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还是折木城、田庄台等地把繁华城镇轰成一片焦土的绝灭人性的大破坏，都使尚未逃脱天灾带来的饥寒交迫的人民，雪上加霜，一下子又陷入侵略军铁蹄的肆意践踏和炮火的无情屠戮之中。前引陵寝总管联瑞的电文中，除具体描述天灾的惨象外，还详尽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巨大灾难：“讵自九月二十七八等日，贼兵分四大股，东自九连城、沙河、长甸河、安平、东洋河、蒲石河，南自花园口、皮子窝等处同时进犯，盘踞窜扰。东南驻防各军，虽皆奋力扼御，奈贼锋过锐，弁兵伤亡甚多，兼以众寡不敌，屡战皆北，以至东边之安东、凤凰城、宽甸及孤山、长甸、东灞、花园口，并省南之大台湾、金州等处，半月之内，相继失陷，岫岩、复州被贼围困，地方已失大半，到处商民望风徙，城市一空……小民既被贼扰，又遭兵劫，疮痍遍地，惨不堪言。”“绅民迁避，络绎道途；商贾惊惶，到处罢市。”（12）
    上面提到的“既被贼扰，又遭兵劫”，“贼扰”指的是日本侵略军的奸淫烧杀，“兵劫”则是指某些清军（尤其是一些败兵）纪律荡然、扰害百姓的事。应该说，甲午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正义的、反侵略的性质所决定，不少清军英勇作战，在军纪方面也颇为严明，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但也毋庸讳言，有一些清军在侵略者面前，软弱得像一头绵羊，不堪一击；而在人民群众面前，则又凶狠得像狮子一样，作威作福，予取予求。这自然是当时那个政权全面腐败的一种表现和反映。这方面的材料也是很多的，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实例：当时襄助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的袁世凯，一方面看到“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一方面又看到“凤军在关外抢掠尤甚”，曾多次向督办东征军务的钦差大臣刘坤一建议说：“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要求约束军纪，同时拨出一部分军粮，作为对灾民的赈济（13）。
    不难想象，在天灾战祸的“风刀霜剑”严酷相逼之下，人民群众过着怎样一种人间地狱式的悲惨生活，实在是最清楚不过的事了。
    灾荒与战争进程
    如果再作稍深一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自然灾害曾经给予甲午战争的历史进程以多方面的影响。
    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大概可以算是一种常识。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甲午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战争，全国人民（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士）是积极支持这场战争的。就是作为主要战场的辽沈地区，广大人民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对支援抗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在讲到辽南战事时就说：“时倭兵大半西赴海城，东边踞倭寡，而九连城、凤城、安东义民颇觇倭人动静赴告我军，高丽义州亦有请兵愿内应者，兵机甚利。”（14）但是，严重的灾荒，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群众支援抗日的能力。特别是物质条件的支援方面，由于人民群众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处于“困苦流离，野有饿殍”的情况之下，所以常常是军队不仅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接济，反而还要匀出很少的军资军食去救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刘坤一的弟弟刘侃在《从征别记》中曾记录了他到唐山以后的一段经历和见闻：“既至，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幼稚十六七；盖壮者或他适，妇女惜廉耻，忍死不出，风俗良厚。而地方多巨富，无赈济者。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余拟资二千贯，用二百五十串合众人所施至八百串，而义赈事大集矣，斯民庶几少苏。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15）
    当然，这支军队后来并没有正式投入战斗。但是试想，如果真的打起仗来，周围无衣无食引颈企盼军队救济以免饿死沟壑的群众，军中是收养来的数以嗷嗷待哺的小儿，你叫他怎么去打胜仗？
    无怪乎吴大澂一到前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赈。他向朝廷上奏折，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反复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祲相望”，幸存下来的群众，“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的悲惨生活，“目击伤心”，“不忍膜视”。如果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不管吴大澂在甲午战争中有怎样的是非功过，也不管此时（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再来谈赈济灾民是否缓不济急，过于书生气，然而无论如何，他反映的情况，却充分说明了灾荒曾经怎样给战争的进行带来巨大的困难。朝廷对于吴大澂请求的答复是：赈济灾荒，应是地方官的责任，可以由盛京将军裕禄“察看”、“办理”，吴大澂不必过问。
    在战争的后勤保障中，军粮的供给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由于灾荒，军粮的筹集就成为很大的问题。早在战争还在朝鲜境内进行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了。当时，朝廷命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马队八营，“驰赴平壤一带”参战，规定粮饷军火由李鸿章、裕禄负责。李鸿章、裕禄在复电中打了一通官腔，说了许多困难，依克唐阿立即意识到，“合阅两电所复前情，是奴才一军，粮饷军火仍须自行预筹运解接济”。对此他忧心忡忡地说：“粮米价昂，运脚耗费，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16）事实上，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供给，都是由奉天负责的，正如定安在奏折中所说：“朝鲜地瘠民贫，当此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须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饷馈艰难，繁费尤属不赀”（17）。战火燃及中国东北大地后，因为主要战场在奉天，所以军粮的采购也仍就近在此处解决。曾有人参劾盛宣怀在采买兵米中“浮冒多至数十万金”，李鸿章为盛宣怀辩解时说：“臣查前敌各营兵米，饬由臬司周馥、道员袁世凯就近在奉省采买”，与盛宣怀无关（18）。但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源少，粮价又高，使得军粮的采购十分困难。裕禄曾经抱怨说：“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而去岁本省秋收甚歉，存粮无多，办运过远，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依克唐阿也奏称：“近因奉收歉薄，加以难民纷纷迁徙，来春必失耕种。全军一年所需米麦，须急趁冬令车运通时，于铁开、通江口等处预购。况东路山重水复，向无驿路，转运维艰，且沿途无积囷处所，运道运具亦非预筹不办。”（19）战争在中国进行，日军的后勤供给线甚长，清军就地筹粮，本来是一个极重要的优势，但这个优势恰恰因为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而丧失了。翰林院检讨蒯光典说得好：“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