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韶的电文中用了“兵后凶灾”四个字，我以为是颇为贴切的。在那些惨遭战火摧残的地区，本来应该对那里的老百性优加抚恤，以固结民心，培育元气。不料1895年仍然是灾祲不已，使得那里的群众难圆重建家园之梦。
    奉天锦州府、新民厅各属，继上年“秋雨为灾，田禾尽被淹没，颗粒无收，道殣相望”之后，这一年春天又“连绵大雪，民困饥寒，伤亡相继”。据估计，其惨苦情形，同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中的山西省相似（按：当时山西某些重灾区的人口死亡率达60%至95%）。夏间，锦县、广宁、承德、新民、金州、海城、辽阳、岫岩、盖州、熊岳、盖平、复州、宁远等13州县又一次遭水灾侵袭。由于连年被水，瘟疫开始盛行，“省城患时疫者亦多”（31）。
    山东的水灾，较上年更重。1895年夏，黄河在山东境内多次决口。这年11月8日，李秉衡奏称：“东省今岁黄水漫决，上游东平一州全境罹灾，寿张、东阿、郓城、阳谷等亦被淹甚广，下游则青城、齐东最重，高苑、博兴、乐安、利津等县皆黄水所经，小民荡析离居，情殊可悯。此外，运、卫两河漫溢及黄水波及者尚有十数县之多。”（32）从决口冲出的黄河浊浪，“汪洋浩瀚，茫无津涯，田庐坟墓尽皆淹没，甚有挟棺而走骸骨无存者。民不得已，尽搬向河堤，搭盖席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数十万生灵嗷嗷待哺。加以风寒水冷，号哭之声闻数十里。”（33）这一年，山东全省受灾地区达87州县并4卫、2场。
    顺直地区因上年大水的影响，春荒极为严重。御史洪良品在4月16日上奏：“自光绪十六年起，淫雨成灾，连年水患，畿南一带，百姓困苦，拆房毁柱，权作薪售，以为生计。”“去年积水太久，冬冻未消，麦不能种。水民坐食数月，籽种牲畜食卖一空。现在遍野荒地，无力市牛布种，耕收望绝。”（34）其实，从1883年永定河漫口造成大面积洪潦灾害起，水灾在这一地区就没有中断过。因此，这里饥民之多，灾情之重，就显得特别突出。《申报》3月24日报导：“客有于役火车者为言，不独津郡饥荒，即附车各村落，一过糖坊（按：应为唐坊），上至胥各庄、唐山、林西、洼里，每一停车，饥民男女，鹄面鸠形，随客乞钱，如蝟之集。……连日大雨，饥继以寒，……饿死冻死仍复不知几何，十余龄幼女，不过售十数元，骨肉分离，为婢为妾，在所不恤。”唐山一地，春间聚集饥民数万口，以后愈聚愈多，至春末，依靠粥厂施食为生的灾民达到十余万人之众。入夏后，顺直地区又连降暴雨，兼杂冰雹，旧灾未除，新灾又降，全年被水、被潮、被雹地方达57州县。“京外灾黎”，纷纷涌入京城，“扶老负幼，来京觅食，其鹄面鸠形，贸贸溃乱之状，实属目不忍睹”。这些灾民在京城这个所谓的“首善之区”，也并没有一条现成的生路。“所领之粥不足供一饱，伏施之钱米亦无。”“不得已，馁卧路隅，待死沟壑者有之；沿门行乞，随车拜跪者有之。……以致城垣之下，衢路之旁，男女老稚枕藉露处，所在皆有。饥不得食，疲不得眠，风日昼烁，雾露夜犯，道殣相望。”（35）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疫疠流行”，据不完全统计，因染瘟疫而“路毙”者每月不下3000余人。看了这些情况，本节开头王文韶那样焦急地向全国各省请求帮助赈灾的举措，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甲午战争结束前后，赈灾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我们曾经指出，在甲午战争时期，主要的灾区同战区基本是重合或极为邻近的。这些地方，正如有的奏折指出的，“师旅之后继以饥馑，民气倍极凋残”。因此，对这些地方的老百性及时地给予赈济，不仅是战事结束后善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固结民心、医治战争创伤的重要方法。李秉衡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就谈到了这一点：“金、复等处俟倭退后诚宜优加怃恤，以固民心。”（36）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起来的，还有下面这个情况：日本侵略军在依然由他们占领的海城等地，“宽为放赈”，“意图要结民心”。这样，赈灾就又带有了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内容。
    应该说，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作了实际努力的。例如，地方督抚中的李秉衡，就在战争一结束，立即对山东“被兵各州县”“发款赈恤”，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数次向奉天、直隶接济赈款。长年从事义赈的社会名流严作霖，战事一结束，就“集巨款拯大灾”，亲自到锦州一带主持放赈工作。但是，就总体来说，清朝政府对灾区和战区的赈恤，如当时人所说的，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缓不济急”。这也并不奇怪。清政府面对着入不敷出、库储如洗的财政状况，满脑子考虑着如何去偿付两亿多两银子的巨额赔款，哪里还会去认真顾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呢？
    甲午战争结束前后，社会舆论对李鸿章纷纷诘难，要求追究李鸿章指挥战争和主持和谈的责任。在一片抨击声中，人们联系到顺直地区连年大水，自然也就涉及李鸿章久任直隶总督期间在防灾治河中的种种失误。编修李桂林等的一个呈文中这样说：“其河渠则不循水性，横筑堤防，御北则移诸南邻，捍西则移诸东境，水失故道，纵横肆溃。大名道吴廷斌本无治水之能，以趋承李鸿章大受委任，又复引其私人潘陶钧等包揽利权，侵吞巨款。任河自决，领帑银以冒利；俟水自涸，筑浮土以冒功。向来直省苦旱为祲，近则无岁而无水患。”（37）
    究竟李鸿章对顺直水患频仍应负多大责任，是个需要另作专门研究的问题。但不论如何，人们在批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责任时，同时也联系到他在灾荒问题上的错失，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灾荒与甲午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