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甚至使得清军无法在一些战略要地屯驻立足。吴大澂部的一位名叫王同愈的翼长，在所写《栩缘日记》中记载，1895年2月26日，他的部队在前往田庄台途中所见景象：“隔年歉收，一路荒象极重”。另一名叫江虹升的营官，曾亲口对办理前敌营务的晏海澄说：“宁远州饥馑情形与锦州无以异，最苦者约一百余村，男妇一万数千人，嗷嗷待哺”（21）。而据袁世凯3月19日给李鸿藻的报告，宋庆军因兵败退至离田庄台不远的双台子，吴大澂先宋败退至此，原本想在这里“收拾余烬”，后来宋、吴会商，“以双台一带泥水过大，不便久驻，且地洼荒苦，各军无可容扎”，不得已只好退到石山，只是派遣小股队伍分驻双台、杜家台等处（22）。战争期间，为了加强对京畿的保卫，曾命令调陈凤楼马队驻扎滦州。但一直到1895年4月中旬，刘坤一在奏折中仍然说：“陈凤楼马队因滦州饥荒，无从购买草料，尚未移扎。”（23）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关外。为了加强东北所谓“根本重地”的军事力量，原曾计划调拨察哈尔马匹，充作各军之战马。但一直到1895年2月中旬，此事始终未能实现。据吉林将军长顺等的奏报，也是因为“关外歉收，草料皆无”，即使勉强调往，也“必致疲乏无用”，所以请求“不如待有水草时再行拨解”。可是等到水草丰茂之时，战事已经结束了。
    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难以抛却不顾的阴影，影响着他们全力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战争。这个阴影就是因灾荒带来的社会动荡。下面两条材料颇有一点代表性：一条是西陵将军文瑞的奏折，强调“陵寝重地守护攸关，且邻近州县连年歉收，粮价昂贵，人情异常窘迫。当此外患未平，诚恐宵小乘隙滋萌，所关匪细，自应预筹设防，以期有备无患”（24）。另一是田海筹上刘坤一书，里边提到“淮南、皖北伏莽甚多，更须招募劲旅，居中策应，庶饥馑之年，盐枭之变，会匪之乱，水旱之灾，有备均可无患矣”（25）。那么怎么来预先防范呢？办法还是老的一套，兴办团练。据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既可以把民众组织起来，配合军队对付日本侵略军，又可以安定社会秩序，对付因灾而起的某些“不逞之徒”。可是，在灾荒严重的情况下，办团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朝廷根据天津县绅士王守善等的禀请，令李鸿章“募练团勇”时，李鸿章复奏说：“惟现值灾祲之后，物力凋敝，劝办甚难”。当朝廷要求山东巡抚李秉衡“筹防募勇”时，李秉衡的回答也是“东省连年水患，工赈频仍，用度日增，征收日减”，“经费支解纷繁，已形竭蹶”。朝廷要求滦州、乐亭举办民团，“以辅兵力之不逮”。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办后，负责此事的兵部侍郎王文锦报告说：乐亭已办起联庄会，但“滦州地方灾歉较重，民情瘠苦，联庄会虽易兴办，恐不能如乐亭之踊跃”。就是已经办起联庄会的乐亭，“连年灾歉，造成民力拮据，将来能否持久”，也殊无把握。于是，同一个原因引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由于灾荒，导致社会不稳定，因而需要组织团练；又是因为灾荒，造成民力拮据，团练很难组织起来。因此就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怪圈。在当时，有一些人援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经验，大谈兴办团练对甲午战争的重大作用。其实，不论是客观形势，还是交战对象，甲午战争与太平天国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团练能否兴办，未必见得有多大的关键意义。但无论如何，我们再一次从这里感觉到了灾荒对战争进程的某种关联和影响。
    颇具象征意味的是，一场突发的自然灾害，在这次战争的尾声中被拉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筹码。原来，李鸿章父子在日本政府的胁迫下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后，消息传开，国内舆论哗然，群情激愤，朝野人士纷纷上书递呈，要求朝廷拒绝批准这个在丧权辱国的程度上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条约。它的高潮就是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面对如此强烈的社会舆论，尽管清政府卖国求和的方针已定，但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1895年4月25日的上谕中，装模作样地就是否批准条约问题征询刘坤一、王文韶的意见。上谕先是说“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两，皆万难允行之事”；接着说“连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持论颇正”；但语气一转，又称“如果悔约，即将决裂，苟战不可恃，其患立见，更将不可收拾”；最后则要求刘坤一、王文韶“体察现在大局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词敷衍塞责”（26）。谁都看得清楚，这个谕旨本身就充满了“游移两可之词”，却要刘坤一、王文韶“据实直陈”，不得“敷衍塞责”，岂不可笑？久居官场的刘、王二位，自然不会那么天真，据《东方兵事纪略》说，“文韶等奏颇依违”，就是说，还是发表了一通“游移两可之词”复奏了事。
    正在这个时候，4月28日，天津塘沽口外发生了一次大的海啸，“竟日夜风狂雨暴，海水漫溢，冲溃宏字定武等十营，铁路不通，电线四路俱断”（27）。王文韶等在奏折中把这件事也一起报了上去。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机会。据刘侃《北征纪略》记载：“灾变闻，和议益决。”不知是有意制造的舆论还是无意的相互呼应，京津一带立即传开了所谓“海啸是天和”的说法，说是“天意若此，宜亟批换和约”。当时还只是步军统领的荣禄在致奎俊的电报中也说：“念三战和原未定，因初七（按：应为初四）海啸，将津沽一带防军淹没多处，子药均失。莫非天意？势不得不和。”（28）封建统治者终于找到了一个藉口，可以用来对付反对批准和约的社会舆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于5月3日在和约上盖上国玺，批准了《马关条约》。
    5月17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全国臣民明发朱谕，解释朝廷批准和约的“万不获已之苦衷”，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是用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29）
    战争善后与赈灾
    甲午战争的帷幕一旦正式降下，原先暂时被推到次要地位的灾荒问题，又一下子突出起来。
    1895年6月16日，仍然署理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向四川、两广、两湖、闽浙、云贵、两江、陕甘、东河、漕运各总督，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徵、江苏、山东、山西、陕西、新疆、贵州、河南各巡抚，发出了一封请求支援赈济“畿辅灾黎”的电报，其中说：“天津连年大水，积因以深。近畿一带去年被灾尤重。今春大雪，耕种失时。关外兵荒，粮路断绝。加以四月初三、四等日，狂风暴雨，三昼夜不息，海如腾啸，河堤潮涨，纵横千里，荡为泽国。麦芽既失，耕作并废。百万嗷鸿呼号望赈，青黄不接，时日方长。幸蒙恩赏东漕十万石，暂资抚恤，而地广灾重，赈急工繁。又以辽、锦接壤，兵后凶灾，谊当兼顾，非亟筹巨款，万难支持。”（30）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向全国各个省区吁请帮助赈灾，这在以往的灾荒史上还很少见到，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